特别经费失踪案

1950年2月1日,第三组的四名侦查员从上海前往松江开展调查。

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人松江原属江苏省辖地,建国初期江苏省撤销改为苏南、苏北两个行政专署,松江划归苏南行署,成为松江专区驻地。蒋文增四人抵达松江县城后,先去专区公安处。如此重要的案件,自然得到了公安处的积极配合,当即指令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专人陪同上海同行调查。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了侦查员老马,会同蒋文增四人随即开展工作。

蒋文增简单介绍了案情,说从刘志纯介绍的情况来看,对那个不知姓名、住址、职业身份的下线交通员的调查难度非常大,想先找当年刘志纯下榻的“汉源栈房”去打听一下。老马是松江当地人,熟悉本城情况,说“汉源栈房”早在抗战爆发那年就关门了。这也在蒋文增的意料之中,毕竟十八年过去了,而且还几经战乱。蒋文增问: “那么,那家栈房的老板、账房什么的还能找到吗?”老马说: “这个倒可以试试。我记得以前曾经听人说过, 汉源栈房的老板林汉源是住在南门的,要不,我领你们去南门打听打听?”侦查员自然点头,于是立刻动身,一边走一边心里祈祷当年的林老板还住在原处。

到了南门,一打听,林汉源倒是没搬家,不过已经中风三年卧床不起了。侦查员跟他提起十八年前那个寒风呼啸之夜曾经发生过的一幕,他一脸茫然。这也难怪,别说人家已经年届六旬且中风卧床了,就是健康人只怕也很难回忆起十八年前的那一幕。那么,当时另一个在场人,那位账房先生如今在哪里呢?侦查员想撞撞运气。问下来,得知账房先生名叫褚国宝,后来“汉源栈房”关了,他去轧米厂做司磅员,现在应该还在那里。

来到轧米厂,却得知这个司磅员已经不在了,不是死了,而是国民党松江县法院给他换了个地方,送往苏州监狱去吃牢饭了。那是1947年春天的事儿。业已五十挂零,步入知天命门槛,且一向老实守法的褚国宝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竟然卷入了一桩土匪抢劫案,据说是向沾着些许亲戚关系的一个土匪提供了本地一家富户的情报,致使该富户遭到抢劫。后来案子被警察局侦破了,土匪供出了老褚,于是他就被判处五年徒刑。江南地区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关押的犯人进行了甄别,认为褚国宝属于货真价实的抢劫团伙共犯,应当留在监狱继续吃免费伙食,这样,他就被留了下来。

四名侦查员当晚上了松江开往苏州的夜航船,于次日早晨抵达,直接前往监狱找褚国宝:可惜的是,尽管褚国宝身体健康,精神也正常,但无论怎么启发他也没法回忆起十八年前有一个杭州竹行的旅客曾入住“汉源栈房”,更记不起那个身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

大失所望的侦查员正要离开时,褚国宝说,当年“汉源栈房”的账本,在1937年底栈房关闭时他都带回家去了,记得一共有二十二本,不知对你们是否有用?侦查员于是问明了褚家的住址,为获取方便,还让他当场写了一纸给其家人的条子。

当晚,四个侦查员宿于苏州。晚上聚在旅馆房间里谈论案子,对于褚国宝的那些账本不敢寄予什么希望,因为住店的是刘志纯,而不是那个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不过,总是聊胜于无,至少可以对刘志纯所说的他前往松江的日期是否准确无误有一个考证的依据。

次日,侦查员坐了一天轮船返回松江,上岸后直奔褚家,取走了那二十二本账册。当晚在下榻的旅馆翻查下来,证实了刘志纯所言不谬,他确实是于1931年l2月3日在“汉源栈房”住过一个晚上,但这于他们要寻找其下线并无帮助,所以还得研究下一步调查工作应该怎么进行。

议了一阵,侦查员胥德深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据刘志纯所说,那个下线交通员是双手拢在袖管里进的“汉源栈房”,从刘志纯对当时情景的陈述来判断,客栈老板和账房对于这个黑衫人的出现一脸的茫然,那说明此人并非松江本城人,而是来自于外码头。根据刘志纯之前与上线的交割情况来看,黑衫人可能事先已经赶到松江来了,所以,他在松江应该是有一个落脚点的。这个落脚点的情况,黑衫人在接头时是否在刘志纯面前露出过什么蛛丝马迹呢?

蒋文增、徐立鼎、邬泓三人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推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于是,蒋文增就决定再向刘志纯了解一下当年他与下线碰头时的细节。鉴于第三组已经连续奔波了两个月,颇有些疲惫了,蒋文增于是决定第二天由他和胥德深两人去杭州,徐立鼎、邬泓留在松江休整。

第二天,2月5日,蒋文增、胥德深乘坐火车前往杭州,刘志纯受竹行老板差遣去郊区办事了,隔了一日侦查员才见到他。在侦查员耐心的启发下,刘志纯终于回忆起了一个之前调查时遗忘了的细节。他记得十八年前那个黑衫黑帽的男子在验证过“特货”后,从钱包里取那个木质的“撇”时,他无意间朝对方打开的钱包里瞥过一眼,看见里面有一张薄薄的折拢起来的纸。

蒋文增顿感兴趣,问道: “纸?那是一张什么样的纸?”

刘志纯皱着眉回忆: “好像跟客栈账房开给我的那张预付款收据差不多吧。”

当时的旅馆业,对于旅客住宿的收费方式跟如今略有不同。熟客的话进门开房人住,什么都不用付,到离开时一并结账支付即可;生客登记人住时就妻付定钱,但那不过是意思意思,通常只须付相当于住宿费的10%的金额。付钱后,店家会给旅客一纸凭证,上面写着房号、定价和预付款数额,作为人住和离店结账时的依据。刘志纯认为那张折拢起来的薄纸与“汉源栈房”开给他的那纸收据应该是一样的,小而薄,也是蓝色的。

除此之外,刘志纯没能再提供其他更多的内容,不过这也够了。侦查员蒋文增、胥德深返回松江待在杭州火车站候车时,缩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对这个细节进行讨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按照当时地下工作的惯例,由于白色恐怖造成的出行不稳定性,通常上下线交通员接头时都是约了数天时间的,有两三天的,也有三五天甚至一周的,最长的个把月也有。下线应在约定日子内的某个时段前往某处接头。因此,那个黑衫人下线跟刘志纯接头的日期应该也是非固定的,可能是两三天,也可能更长。据刘志纯回忆,那天对方走进“汉源栈房”时什么东西也没带,双手拢在袖管里。这样,可以认为他可能是松江当地城厢镇上的,因为如果是城郊人的话,这个时间城门已经关闭,他无法出城。松江城拢共也就那么大一点儿,城里的老住户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活到四十来岁的客栈老板、账房先生应该是认识他的,可是,据刘志纯回忆,那人进来向账房打听“是否有个杭州来的竹行老板人住”时,客栈老板、账房先生都是一脸陌生,不但没跟对方打招呼,连脸上也没显露出纹丝跟来人似曾相识的神情(这方面的观察对于一个地下交通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可以排除对方是松江城厢人。

黑衫人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应该知道自己的运气未必那么好,能够一下子就撞到刘志纯,所以,他应该是作好在松江待上一天以上才能跟杭州来客接上头的思想准备的。如此,联系到刘志纯看到的其放在钱包里的那张薄簿的蓝纸,侦查员就认为他从城外进入城厢后,可能已经在某家旅馆登记下榻了。蒋文增、胥德深在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时,已经统一了下一步的调查思路:调查松江城里的旅馆。

回到松江,另两位侦查员徐立鼎、邬泓已经等急了。蒋文增遂将去杭州调查到的情况和分析向徐、邬两人说了说,临末道: “不过我们先得有个思想准备,这桩活儿不大好干,别说相隔了兵荒马乱的十八年了,就是太平年代的十八年,要想查到是否有人下榻过还是—个大难题哩!不过,干我们这一行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于是,立刻着手行动。先把他们下榻那家旅馆的钱老板请来,跟他聊了一会儿,获得以下情况:十八年前松江城里有五家旅社—一“汉源栈房”、“清福阁旅馆”、“邢天华客栈”、 “九峰三泖旅社”和钱老板的这家已经开了三代的老牌“大福祥旅馆”,后来,“汉源栈房”关了,就只剩下四家。去年松江解放后, “邢天华客栈”也关闭了,目前就剩下三家了。侦查员向钱老板请教:那么,是否有可能查到十八年前的某一天某旅客曾经下榻过哪一家旅社呢?

钱老板摇头: “可能性很小,你们到我这里来查的话,我们还保存着至少三十年的旅客人住登记账本,其他店家就难说了。 ‘邢天华客栈’呢,肯定没了,因为他们那天关门时,邀我去喝了散伙酒的,我亲眼看到邢老板吩咐伙计把一应账簿什么的都烧掉了。”

蒋文增听说“大福祥”还保存着当年的账簿,就请钱老板把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账簿拿出来,说要查一查。查下来的结果是:1931年12月2日、3日那两天,只有松江本城的“富贵糕团店”的老板周德冲来订过一个房间。那是给谁订的?又是什么样的人人住?账簿上都没有记录。侦查员请钱老板问了两个当年曾经在“大福祥”干的老伙计,都说年月隔得太久,记不起了。那么,“富贵糕团店”是否还开着呢?钱老板说还开着,老板周德冲也活得好好的,一顿能吃两大碗饭。那就去拜访这位周老板吧。

周老板还记得十八年前向“大福祥”汀房间之事,那是为了接待他的亲家,上海来的“聚财绸缎行”账房先生刘羽定。刘账房现在在哪里呢?周老板回答: “他早就死了,是十二年前因痨病不治而死的。”

侦查员寻思那人别就是跟刘志纯接头的黑衫人,于是就问周老板对方是什么模样。周德冲的老婆拿来了照相簿,说那里面有账房先生的照片。一看,跟刘志纯所说的黑衫交通员大相径庭。

这样,一家旅馆就排除了,剩下还有两家——“九峰三泖旅社”和“清福阁旅馆”,次日侦查员登门调查。他们倒也像钱老板一样保留着账簿,不过,并未发挥作用,这两家旅馆那几天生意清淡,并无客人上门。

如此,线索就断了!
继续:特别经费失踪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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