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经费失踪案

大盗伏法

前面说过,3月8日,“悬办”第三组曾经召集了十八名建国前供职于国民党警察局、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的旧刑警开过一个座谈会,相帮分析案情。线索的发现,就是跟当时的一位与会者相关的。这个与会者名叫曾丰,五十四岁,原是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华捕,从1923年一直干到1943年法租界被收回为止,然后就离开了警界,去一家船舶修理厂当管理人员,管的是安保工作,相当于现在的企业保卫科长。保卫科长当到上海解放,曾丰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就不再去上班,在家里赋闲。今年3月间第三组邀请他去参加座谈会时他就在休养阶段。

座谈会参加过后,曾丰继续休养。休养到5月头上,一天半夜忽然有人敲门,进来了几个公安局的便衣,问明姓名、籍贯、年龄后,就把他带走了。去哪里?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犯了什么事儿呢?曾丰自己也弄不明白。

—个星期后,等来了第一次提审。曾丰这才知道原来不是他犯了事,而是要问他当年几个巡捕房同事的事儿。那几个同事,是和曾丰一起考进法租界巡捕房的,有的进了政治部,办的是政治案子,有的和曾丰一样进了刑事部,当了刑警。因为是一起进门的,所以几个人很谈得来,还曾磕头结拜了兄弟。后来,法租界被收回,巡捕房转为汪伪政权的警察局,大家也就各自散伙,好像只有—个留下来替汪伪政权效力的,后来又干过国民党的警察,再后来,上海解放了,谁也不知道谁了。现在,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一处的民警要曾丰交代当年他的那几个同事在法租界办过的几起案件。曾丰压根儿就没有办理过跟政治相关的案子,觉得实在没啥可交代的,但这事光靠口头说没用,又找不到旁证,于是寻思只好坐牢了,坐到警方调查清楚为止。

曾丰坐的班房属于第二看守所里的一个大监房。其时解放不过一年,还在清理阶段,抓的人多而杂,曾丰那监房一共关了二十来个人犯。那时候看守所还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人犯待在里面不需要劳动,整天除了等着提审、吃饭,就是闲磕牙瞎聊天消磨时间。同监的人犯听说这个老头儿以前乃是巡捕房的刑警,如获至宝,都盯着请他聊聊以前破案的事儿。曾丰闲着也是闲着,就跟人家聊了起来。聊了几日,有一次就说到了曹家渡那桩黄金抢劫案。曾丰毕竟是老刑警,看似信口开河随便说说,心里却明白,每个案件都是按照他所知晓的事实说,这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也是这样,他说这是1931年入冬后没几天发生的,当时竟然没有报案,案子一直拖到解放后,如今共产党的警察在进行调查。

说这个案子那天是1950年5月10日。过了一天,有个同监人犯悄悄把曾丰扯到监房一角,向他咨询一个政策问题:人民政府说“坦白从宽,将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如果有谁检举像您老昨天说的那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那样的解放前的案子,算是立功吗?

曾丰是老刑警,一听顿时明白有戏,于是说这个自然,现在是人民政府在办该案,谁为公安提供线索协助破案,那当然是立功行为。小老弟你若是知道那个案子的线索,倒还真是值得检举一下的,肯定有好处啊!这样吧,反正咱有的是时间,你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你出个主意,看应该怎样检举——这检举也有说法的,以前旧社会有人检举不得法,不但没有好处,还把自己的性命送掉了呢!

对方吓了一跳,于是就把情况一五一十向曾丰和盘托出——这个人犯名叫冯安宝,三十四岁,资本家出身,他的老爸冯定飞是开机修厂的,以维修汽车、摩托车等机动车为主,因为是以修理摩托车起家的,所以行业内给其起个名号叫作“摩托阿飞”——阿飞是昵称,并不是说他是花花公子。而他唯一的儿子、此刻正准备提供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线索的冯安宝,倒是一个纨绔子弟,喜欢拈花惹草,这次就是因为被控强奸而折进局子的。

冯安宝要说的是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事儿,那年他虚岁十五,因为小时候患过“奶痨”,发育不良,所以十五岁的少年看上去也就不过十二岁样子。冯安宝有个表兄,名叫吉家贵,长其十岁,那年二十五了,已经娶妻,那是家里给他张罗的。但他似乎对家庭生活并无多大兴趣,喜好的是结交朋友,舞枪弄棍,做过几份工作,但多做不长。1931年的时候,吉家贵刚刚辞去一家舞厅看门人的工作,说要考察市场,改行做生意了。

冯安宝年少体弱,却好动调皮,平时在外面玩耍时免不了受人家的欺负。他吃了亏,就告诉吉家贵,让表兄替他出头。吉家贵是会国术的,又有一帮子朋友,所以只要他出面,别说对方也是少年了,就是把老爸抬出来,人家也得服帖。而吉家贵呢,贡献也不是白白作的,他的家境远不如表弟,就时不时到阿姨家来蹭饭,有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还经常怂恿表弟向家里要钱买这买那,买的自然都是他需要的东西。冯安宝是独生子,娇生惯养,家里谁都顺着他,反正他只要跟着表兄折腾,随便叫他干什么都是愿意的。

1931年10月16日是冯安宝的十五岁生日,家里自要好好庆贺一番。早在前几天就开始筹备了,刚从舞厅辞职的无业人员吉家贵自然要来帮忙,于是就住进了冯家。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竟然一直住到12月上旬。对于冯安宝来说,那是极欢迎之事,因为这个表哥太会玩了,而且还会邀请他的两个结拜兄弟阿古、小克来一起玩。那二位比吉家贵小两三岁,也是习练国术之人,当然,和吉家贵一样不过是“三脚猫”,略懂些皮毛而已。

冯安宝记得那段时间表哥经常玩的就是拉黄包车。冯安宝的老爸“摩托阿飞”六七年前置办了一辆私家黄包车,那是一辆二手车,用到1930年就换了一辆崭新的日本进口的新车。“摩托阿飞”的财运似乎很好,仅仅过了一年又有了一辆七成新的轿车,那是人家作为债务抵押给他的。小轿车进门后,那辆黄包车按照通常人家的处理方式,就要“出送”(沪语,送出门处理掉之意)了。可是,由于冯安宝跟着表哥他们把黄包车作为玩具拉着玩,家里就同意他的要求先把车子留着,等他们玩厌了再“出送”。

这样玩了两个来月,吉家贵、阿古、小克三个已经能把车拉得像模像样了,特别是阿古,一招一式活脱就像职业车夫。而冯安宝呢,渐渐就玩厌了,他不拉车,当乘客。坐黄包车对于冯少爷来说并不新鲜,因为家里有私家车,他以前想坐时就让车夫拉他去哪里兜一圈的,早就不当一回事了。再说,天气冷了,坐车有风,倒不如坐在家里怀里抱着个手炉舒服,况且他还要上学,快到年底了,功课也比较紧张。这样,他也就不大热心了。而吉家贵他们还是乐此不疲,最后干脆把黄包车拉回自己家去玩了。

这样,这辆黄包车一直拉到大约这年的12月上旬的某天,吉家贵忽然把车擦拭得光洁一新地送回来了。从此,吉家贵对黄包车就不感兴趣了,而且人也不大过来了。整个寒假,冯安宝一直盼望着表哥过来带他出去玩玩,或者叫几个朋友来家里玩玩扑克打打康乐球也好,可是,吉家贵除了过年时和其父母来拜年以外,整个寒假影子都不见。后来听说吉家贵去做生意了,在公共租界开了一家“吉家欢南货店”,竟然经营得很好,几年后还在城隍庙旁边另开了一家分号。

而冯安宝呢,老爸的生意倒还是做得风声水起,即使抗战时也没受影响,而且竟然在胜利后未曾被国民党方面作为“汉奸”来敲诈,简直是一个奇迹。可是,渐长渐大的冯安宝却不成器,成了一个纨绔子弟。尽管十年前冯安宝就已经结婚,而且早已有子女,可是他什么职业都不干,整日就是吃喝玩乐,重点是玩,以玩女人为主。这在旧社会还可混混,到了新社会就不行了。终于,他被人告进了公安局,说是强奸,于是就直接由市局治安处下令拘捕。这在当时通常是市中级法院直接承办的刑案,判刑至少十年。冯安宝初时尚不知晓,时间稍长方知大事不好。于是他开始关心自己的命运,听说“坦白从宽,将功折罪”,于是就挖空心思想立功,只是因为他以前在社会上一起厮混的都是小开,没有罪行可以检举。这回听曾丰在监房里聊起曹家渡黄金抢劫案,不知怎么由案犯作案时使用的那辆“去年的新车”联想起当年自己家里的那辆黄包车,寻思那不是有点儿像吗?时间也对得上号,还有案犯人数也是三个。当下心念一动,就想那起抢劫黄金巨案不知是不是表哥和阿古、小克他们三个作的。

当下,曾丰听冯安宝如此这般说下来,寻思听上去有点儿像,不过以他的办案经验,这种举报的准确性是比较低的,尤其是举报人在知晓案情后的举报内容,往往容易有意无意地朝案情方向靠。所以,是真是假,得由公安局调查。曾丰于是就对冯安宝说,这案子太大了,你可以要求直接向看守所所长报告。

看守所所长接到冯安宝的检举后,立刻跟市局 “悬办”取得联系。第三组立马全体出动,于5月11日夜审检举人冯安宝。侦查员在认真听取看守所所长接到冯安宝的检举后,立刻跟市局 “悬办”取得联系。第三组立马全体出动,于5月11日夜审检举人冯安宝。侦查员在认真听取了冯安宝的当面举报内容后,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家的那辆黄包车是什么牌照?”

“公共租界工部局发的大牌照,号码是300196。”

四个侦查员几乎同时一个激灵: “曹家渡大旅社”提供的也是公共租界“大牌照”,号码是300169,看来是茶役错把尾数96记成69了。这后面有戏!

侦查员当即调集了数名警察,立刻出动,连夜拘留了“吉家欢南货店”老板吉家贵,同时对其住所和店铺予以搜查,搜得白铜盒—个,后经梁壁纯与刘志纯辨认,正是当年经手交割的那个。

吉家贵被捕后,对这桩已经相隔十九年零五个月的抢劫巨案作了交代一案犯一共三人,除他之外是其狐朋狗友刘阿古(阿古)、庄克(小克);策划者是他,其动机是筹款开店,原准备作案多次,筹足款项方可歇手,哪知一出手就是一百二十两黄金,三人各获四十两后就此歇手。

向表弟冯安宝家借黄包车玩耍,纯是为筹备作案工具,以及学习拉车,作案后即把黄包车还给冯家。为防止引起外界怀疑,三人从此就基本不接触。抗战胜利后,吉家贵曾在外滩偶遇阿古,方知小克已死,阿古现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商行。

1950年5月12日晨七时,第三组拘捕了另一案犯刘阿古,并对其所开的五金行及住宅进行了搜查,未获赃物,但有黄金首饰十四件,疑系用其所劫黄金打造,遂予没收。

另一案犯庄克,生前住卢家湾区杜家园蟠桃坊,侦查员登门,得知庄克于1934年经人介绍,拜海上闻人杜月笙为师,1937年抗战伊始受杜派遣参加由戴笠组建的“抗日别动军”,次年与日寇作战时阵亡,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侦查员对庄宅进行搜查,其父母主动交出庄克1937年参加“别动军”时交给他们保存的两根“大条”——黄金二十两。这两根“大条”经侦查员请当年瑞金县城金匠辨认,确系出自其手。

至此,这起发生于1931年的巨案终于破获。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刘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壁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当时尚未有“玩忽职守”、 “重大责任事故”等相应的罪名,他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决的,但判决后却将其释放了,以“反革命分子”身份交由地方监督管制,于1959年病殁。

因检举而立功的小开冯安宝半年后释放;旧刑警曾丰的行为也被视为“立功”,且经调查认定其确实与原同事无涉,于当年7月间释放,由区政府将其安排到物资公司当了一名看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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