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 第四章 在另一世界里

须永的遗骨运回国内

〔时事社东京8月1日电〕于上月28日在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因遭到大地震袭击而死亡的新日本通商公司的须永芳幸（27岁），下午4时20分，他的妻子节子等3名遗族乘伊朗航空公司800次班机同遗骨一起回到国内。身穿黑色连衣裙的节子怀抱丈夫的遗骨，两旁由亲友架着走下舷梯，机场上有亲属同事等50人戴着黑纱迎接。海外报纸在8月1日前后还报道：

●丹麦格陵兰地区教师访华团一行19人安全离开唐山。

●法国法中友协第六访华团23人，除一人在唐山遇难，其余安全脱离震区，经香港回国。

●援助唐山陡河发电厂建设的9名日本技术人员，有3名在地震中死亡。……共有51名异国人，在唐山亲身经历了惨况空前的“七·二八”大地震。他们都下榻于唐山宾馆。唐山宾馆在“七·二八”凌晨被击碎了！震前两小时，观看唐山市儿童文艺演出后，兴奋得难以入睡的法国人、丹麦人、日本人，还聚集在休息厅的电扇下，于罕见的高温中喝着啤酒和汽水，高声谈笑。那些可爱的中国孩子！而那些由孩子们扮演的可爱的长耳朵兔子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更深一些。他们1点多才返回各自的住房。他们没能在梦中再见到那些可爱的小兔，却被突然而来的狮吼虎啸般的声音惊醒。可怕的地声！震耳欲聋的楼房倒塌声！日本人所在的四号楼整个垮了下来。法国人、丹麦人居住的新楼被震出无数裂缝，架子虽未倒，楼内却已险象环生：楼板塌落、门窗变形、楼梯断裂……唐山市外事办公室主任赵凤鸣和科长李宝昌回忆说，他们当时是被困在此楼二楼一间门已无法打开的小屋里。唯一可行的通道是窗。“跳楼吧！”“跳！”窗玻璃被“嘭”地砸碎了。楼下草坪上两下重重的人体落地声。赵凤鸣摔折了脚骨，他让李宝昌背着，赶紧寻找翻译和警卫人员，紧急援救当时住在唐山宾馆的51位外宾！当时黑暗中已闹嚷嚷地传来异国语言的呻吟声、呼救声。翻译张广瑞不停地用英语大声喊道：“先生们！女士们！请镇静！现在发生了强烈地震，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抢救你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你们一定不要跳楼，不要跳楼！请把窗帘、褥单接起来，从窗口往下滑……”那些变了形的窗口，挂出了一条条奇特的“保险索”。有一部分人已按照翻译的指点，谨慎地开始滑下危楼。他们的脚刚刚沾地，中国外事人员就立刻招呼他们：快跑！离大楼远点！”

这时，李宝昌正带着人闯进大楼。他们攀上断裂的楼梯，踩着摇摇欲坠的楼板，撞开一扇扇错位的房门，寻找那些被砸伤的或是无法自我脱险的人。惊惶地缩在墙角，正不停地在胸口划着十字的几位丹麦老人，像是在大海的狂涛中看见了救生圈。一位哭泣着的老太太，一把抱住了李宝昌。赤脚的李宝昌首先扶起老人，踩着尖利的碎玻璃、钢筋，小心翼翼地将她背出危楼。那边，随时可能倾塌的四号外宾楼正在发出紧急呼救。不惜一切，抢救外宾！那一刻，这意念竟牵动了多少刚刚离开死亡、刚刚从废墟里钻出的中国普通百姓的责任心。他们纷纷奔向外宾所住的危楼险区，钻进各个角落寻找、呼叫，冒着可能再次遭受的生命危险。李宝昌等赶到了四号危楼。他们在岌岌可危的墙壁上架起了一个梯子。

二楼实际上是塌落下来的四楼，断壁下躺着血淋淋的日本人片冈。唐山市警卫处的李永昌、地区公安局的小崔一起攀登上去。片冈脸色青紫，一块楼板重重地砸在他的骨盆上。无法往下抬，抢救者用毯子将他裹起，两头各拴上一条床单，慢慢地，通过斜靠墙壁的梯子往下“顺”，上边放，下边接。片冈在剧痛中惨叫。李宝昌大喊：先别管他疼！救命要紧！”又一个异国人逃出了死神的巨掌。一个小时之后，宾馆内抢救的高潮暂告平息。这些在今天回想起来仍感到惊心动魄、充满恐怖的所有来自异国他乡的外宾们，从来也没有能够忘记当时在中国经历过的这一天：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一夜间成了名副其实的灾民。他们淋着雨，在宾馆废墟前的小广场上席地而坐，身上披着花窗帘，头上四个人顶一床棉被，围着一堆用蘸煤油的碎木片燃成的小小的“篝火”……

冷。渴。饿。除此以外，还有在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中体现出的友谊和忘我。从宾馆的果树上，中国人给外宾们摘来了又小又青的苹果。“权当早餐吧！抱歉的是没有水洗，没有刀削。”不，不用了，现在还讲究什么？”都是受灾的人。外国人和中国人用手势在说话。他们用床单擦一擦“青果”，就往嘴里填。那酸涩的滋味一定终生难忘。一位丹麦女医生在为受伤的中国翻译擦洗伤口；另一位丹麦朋友伏在地上，为刚刚抬来的中国伤员铺展床单。风雨中，身体虚弱的日本人和法国人背靠背坐着，相互支撑。更多的人在照看着正在呻吟的日本重伤员。还有三个日本人没有找到。

当几乎筋疲力尽的李宝昌又一次带人钻进废墟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群法国人和丹麦人也自动地跟在他的身后，领头的竟是法国访华团60岁的团长蒙热。“我们也要去找日本人……”“不，不行！”李宝昌被这意外的情况弄得不知所措，“你们，快回去！”可是外宾们已经奔上了废墟。李宝昌通过翻译喊叫：“你们别参加！别参加！你们幸存下来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不能让你们再被砸伤！”几个年轻的外国人挣脱开拽住他们的手，已经跑到了中国人的前面。一位法国太太也跑了上来。她脱下自己的高跟皮鞋，塞在李宝昌的手里，又指指李宝昌被鲜血染红的赤裸的双脚。

所有的人回忆起来，都认为这是奇异而动人的一幕：在一片黑魆魆的废墟上，白种人、黄种人，自动地组成了一个救死扶伤的集体。他们身边是随时可能倒塌的断柱、残壁，他们头顶有晃动着的断梁；然而他们除了记着那几个濒死的生命，已经把一切都忘了。他们忘了伤痛，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忘了国度。那一瞬间一切都模糊了。踮着一双法国高跟鞋的李宝昌在喊叫，在指挥。法国人、丹麦人、中国人在一起寻找日本人的踪影。人们最后发现：日本专家田所良一、武腾博贞已经遇难，身负重伤的须永芳幸也在送到唐山机场后死亡。7月28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决定派一架专机到唐山接运外国人。两辆汽车从宾馆风驰电掣般地驶向机场。像任何汽车在7月28日那天都会遇到的情形一样，它们在路上被成群的伤员截住了。司机面前是老人、孩子、重伤员……无数双求救的眼睛。“这是外宾，”司机嘴发涩，心发颤，“这里有受重伤的外宾。让我走吧。……”这就是我们善良而真挚的中国人民。

当他们听到“外宾”两个字时，那一片呼救声、叫骂声立时止息了。中华民族历来把礼仪看得重于一切，高于一切，世世代代继承了这种民族的风格。他们默默地退让开去。尽管那些被木棍支撑着的伤腿能挪动的每一步都痛得钻心，那些躺在板车内的被推开去的伤员的每一声呻吟都揪着亲人的心，他们还是让开了道路。这几十名外国人在机场同样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在饥饿的7月28日，他们得到了空军警卫连给他们送来的一人一小杯宝贵极了的米汤和一个又厚又硬的油饼。最后，他们穿着空军战士捐献的绿军装、蓝裤子和“老头布鞋”登上飞机。那一刻，他们哭了。他们拉着中国朋友沾血迹的手，一遍遍地问：“你们自己的家人不知怎么样？”“开滦矿工不知怎么样？”“还有他们，那些扮演小白兔的小朋友，他们现在在哪里呢？”这些外宾还没有忘记那些可爱的中国儿童，就像今天，唐山人民还在向我充满感情地谈起这些外宾一样。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七·二八”凌晨，一连串急促的枪响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唐山市看守所上空久久回荡。几个刚从废墟钻出来的头上流血的士兵。一挺朝天射击的班用机枪。紧张而严厉的枪声，发出一连串尖声的警告。前方，一个个囚犯从震塌的监房中钻出来，尚未从惊慌中清醒，便已在枪声的警告下站成了一堆，茫然不知所措。扯电网的大墙倒塌了！“站住！谁也不许动！”流着血的机枪手在吼叫，长期形成的军人素质使他在这个特定性的非常时刻仍然忠于职守，一遍又一遍地喊着：“谁也不许跨出原来围墙的位置，以落在地上的电网为界！”原有两道门岗的戒备森严的看守所，此刻已变成了一片平地。铁门伏卧在灰土中，岗楼碎成一堆乱石，二百多名犯人和看守人员、警卫战士，几乎全被压在断壁残垣之内。戴械具的重刑犯关押的监房，已听不到一点声息；他们因动作不便，大抵都已砸死。女监房处却是人声嘈杂，女囚们竟全部活着。大约有一百多人钻出了废墟。此刻，视野骤然开阔了，他们惊愕地望着久已不见的却不再是原样的一切：影影绰绰的煤矿井架、凤凰山的山顶……而熟悉的街巷、民房，已经完全不可辨认。

到处是黑魆魆的废墟，一片狼藉，一片凄凉。如果不是有子弹在天空中呼啸，人们甚至会以为看守所这铁桶般圈住的小小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不许越界！”负伤的哨兵仍在枪声中竭尽全力地吼叫。并没有忘记自己身份的囚犯们战战兢兢地立着，一步也不敢挪动。警戒线之外，几个看守人员正跌跌撞撞地奔来跑去，手忙脚乱地扒人、抬人。从看守所四周的另一世界中，终于越来越强烈地向这片特殊的世界送来一片呼救声。女人的叫喊，孩子的哭泣，像泛着泡沫的海浪，包围着、冲击着囚犯们站立的孤岛似的世界。犯人群中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几个人像在窃窃议论什么，接着，有三个人你推我让地走向警戒线。沉默少顷，终于有一个人鼓足勇气朝看守人员喊了一声：“法官！”被喊作法官的看守人员，根本没听清那沙哑的颤抖的声音。“法官!!”三个人一起呼喊，这才引起注意。“你们要干什么?!”“大家推举我们，推举我们……来请求，能不能，能不能出去救人……”周围的呼救声更加凄惨和悲切了。看守人员和警卫部队立刻进行紧急磋商。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还能权衡什么呢？还有那么多人生死不明，救人是压倒一切的。而眼前就有一支强壮的救险队伍。犯人被编成了三组。“你们听着！”看守人员高声宣布纪律，“到外边，只许老老实实救人。这是你们赎罪的机会，谁要是想跑，就地镇压！”囚犯们入狱以来，第一次踏出了电网围成的警戒圈。这是一支在刺刀监视下的特殊的抢险队伍。

带伤的军人押着带伤的囚犯，带伤的囚犯又在废墟上奋力抢救奄奄一息的普通人：首先是那些看守所的干部，干部家属；再往远处去就是小街小巷里的群众。囚犯们和所有在废墟上的救险者一样，手忙脚乱，焦灼万端。他们似乎都已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和所有的救援者一样，小心翼翼地抱出那些受伤的孩子，扶出那些吓呆了的老人。每当扒出遇难者的尸体，都忍不住发出轻轻的叹息。豁出来了！他们拼尽全身力气在撬，在搬，在扛。满手是血痕，满脸是汗水雨水和成的泥浆。当搬撬重物的时候，他们还喊起了高亢的号子。“快！那边还有人在哭！”“快！抬个门板来！”“来呀！这老爷子不行了！”几位犯人围在看守所炊事员高师傅身边，只见高师傅脸色铁青，似乎已经断气。可是他们还抱着一线希望，一个因盗窃被捕的年轻犯人，一遍又一遍为他做着嘴对嘴人工呼吸，直到确信高师傅已经死亡。他们找块手巾盖上高师傅，又向有呼救声的地方跑。“法院宿舍！法院宿舍！”看守人员在喊。“医生！有没有医生？”老百姓在叫。王**是一位医生，他曾在行医时犯过流氓罪。此刻，他不停地为伤员包扎伤口，固定断肢，不时大声吆喝着搬运伤员的要领。当他听到看守所一位副所长的呻吟声时，又立刻赶到他的身边。副所长刚刚被救出来。他被砸懵了，“懵”之中也并未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当他看到四周那些奔忙的囚犯，不禁大声惊叫：“快来人！快给市公安局挂电话！我们这儿情况危急！……啊！……啊！”他呻吟着。他的膀胱被砸伤，此时胀痛难忍。他在地上痛苦地翻滚！没有导尿管。有人回去找代用的小管，可是当他两手空空地归来的时候，他愣住了：王**正跪在副所长的身边，用嘴一口一口地吮吸，地下已有一滩血尿。整整一天啊，这支刺刀下的救险队伍，没有一刻停歇。囚犯们无言地苦干着，人们只是偶尔能听见几个人的对话：“比海城还厉害啊！”“怎么没预报呢？”“唉，家里人还不知咋样啊……”

几把刺刀其实是管不住分散在废墟上的这一群囚犯的，可是囚犯们没有忘记有一道无形的警戒圈。直到黑夜降临，唐山市公安局准备把犯人押解到外地去时，看守人员才发现少了三名囚犯。这三名囚犯在抢救完周围的人之后，豁出命跑回家去抢救自己的父母姐妹了。其中两名，在处理完家事之后又主动到公安局自首。返回了看守所。还有一个正在他家的废墟上忙碌，公安局的摩托车开到了。当囚犯们还在看守所四周的废墟上救险的时候，看守所已开始将受重伤的军人、干部和囚犯向外转运。负责转运的公安干部田国瑞，在当时采取了一个被人认为是“冒险”的举措：开车的司机是囚犯，照料伤员的三个人也是囚犯。没有办法啊。生命垂危的伤员需要赶快得到医治，整个看守所的犯人需要赶紧找到一个合适的转移地点。可是找到了一辆破旧的“嘎斯51”，却没有司机。当时，田国瑞像浑身着了火似的，在破车前一圈圈转着。那时“流氓犯”龚**就在不远的地方瞧着他。“田法官！如果你允许，我试试……”田国瑞打量着龚**。那是一张表情淡漠的脸，一双冷冷的眼睛。他像是犹豫了许久，才低声说出这句话。田国瑞想起，这小伙子是退伍军人，当兵时就是司机，许多险路他都跑过。他是一个不怕死、敢冒险的人。“他们，会死的。”龚**见田国瑞没有做声，又指指在地下呻吟的伤员。“好吧。”田国瑞下了狠心，你得老老实实，这是立功的机会！”汽车发动了。一段不寻常的里程。车上，三名囚犯在照看着血迹斑斑的伤员，而伤员中疼得满头汗珠的看守所副所长和一名砸断了手指的警卫部队班长，也用警惕的目光监视着那三名囚犯。驾驶室内，田国瑞一只手比比划划给龚**指路，一只手一刻也没有离开腰间的五九式手枪。市内的医院毁了。近郊的丰润县被伤员挤满了。汽车径直向北，向北。

龚**仔细看着路面。为了使伤员少受颠簸之痛，他每每绕过那些坑洼、凸突的地方。他努力开得平平稳稳，既不突然加速，也不突然剎车。雨来了。好密的雨点啊。雨点飘进车内，伤员们在瑟瑟发抖。有人在敲驾驶室顶棚。“田法官！田法官！他们要冻坏的！”喊叫的人是囚犯李**。他因“诈骗”被捕。他对探出头来的田国瑞说：“前面有个部队营房，我有熟人，我去借几件大衣！”田国瑞无法踌躇了又冷又痛的副所长正在车上呻吟。他允许李**前去，但厉声警告他绝不许逃跑。当李**急急地跑去，而垂头丧气地空着手返回时，田国瑞还一直未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李**伤心地低着头。他的那些依然在军营中服役的战友，怎么也不相信会派一个正在服刑的囚犯来借军大衣。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人们甚至用警惕的目光审视他。他回来了。

不知道对谁的震动更大一些。李**沉默着不再说话。田国瑞却狠狠地骂了一句：“搞什么名堂?!”他的脸板着，不知在骂谁。汽车又继续向前开去。伤员们一直被送到遵化县城。夜晚，汽车返回唐山，但却无法进城。车被拦在西北井，抬上来满满一车受伤的老百姓。“怎么办？”龚**低声问田国瑞。“还能怎么办？”看守所那边还有一大堆囚犯、伤员，可是田国瑞知道急也没用。“走！再送遵化！”深夜，老式的“嘎斯51”疲倦地喘着，又从长城岭下的遵化县城开出来。龚**一天没吃没喝，不停地开车，他的头开始发晕，他竭力睁大双眼，可是眼皮还在打架。整整一天一夜了，钻出废墟，抢救伤员，长途运送……没有吃喝，没有喘息。他双手抓不紧方向盘。汽车似乎在公路上扭摆开了。刺耳的剎车声！一辆被压扁的自行车旁，躺着一个满头是血的行人。龚**和田国瑞都从瞌睡中被吓醒了。龚**几乎带着哭腔在喊道：“我压死人了，我压死人了，我罪上加罪了……”他顿时像发了疯似的向那人扑去。当他和田国瑞发现那人只是被碰破了头时，立刻又把他抬上车，送回遵化。唐山就在这一片混乱中，迎来了闷热的7月29日。

紧张、疲倦、惊吓，已经把龚**和田国瑞都折磨得浑身发软。那辆“嘎斯51”在唐山至遵化的公路上来回穿梭，仿佛都要颠散了架子。田国瑞不时地望着龚 **那张苍白的无表情的脸，陷入沉思。有过这样一段短极了的对话：“饿了？”“嗯。”“渴了？”“嗯。”行至唐山西北井，田国瑞和龚**一起跳下车，伏在一个臭水洼子边上，满满灌了一肚子水。田国瑞找来一些炒玉米，便托在手心里和龚**你一撮我一撮地分吃着。饿极了的龚**，咀嚼时仍然沉默无语，似乎在保持他犯人的身份。田国瑞想起他的被捕原因来了：一个怀了孕的女知青自杀了，而他曾和她发生过性关系。

一天后，龚**开的“嘎斯51”变成了一辆架枪的刑车，他亲自开车把自己和看守所的另几十个犯人送往玉田县的临时收容点。下车的时间，田国瑞悄悄地把他拉到一边，感情有些复杂，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这儿好好待着，千万别瞎动弹！瞎动弹，哨兵会误伤你……”囚犯们刚押解到玉田的当晚，便发生了一起“炸营”事件：两天来已疲备不堪的犯人，刚刚沉入梦乡，有一个人在梦中突然大叫：“地震了！地震了！”剎那间，所有的犯人都惊跳起来，四下逃窜。囚犯们几天来压抑在心中的恐惧感在这一瞬间释放了！他们失去理智地争抢生路。哨兵和看守人员鸣枪、吼叫，很久才把囚犯们收拢，使他们从惊恐之中安定下来。

7月28日早晨，当唐山市精神病院药剂师李忠志从废墟上跌跌撞撞跑到门外、想把躺在歪斜的高压线大柱下的一个女伤员背起来、送到安全处去的时候，两个开滦工人把他当成了从医院跑出来的疯人，他们大吼道：“放下！”“你给我放下！”瘦小的李忠志高声申辩：我是好人！我是医生！”他把女人交给矿工，随手夺过矿工手中的一把大锤。“你要干什么？”“救人！我们医院全平了！”全平了。精神病院全平了。这里的废墟比任何一处的废墟都显得平静。病房的门窗上全有铁栏，当焦子板的平屋顶落下来时，患者无路可逃。即使是侥幸存活的， “在那一刻也显得不可思议的镇定，没有哭声，没有喊叫。”最早从倒塌的药库里逃生的李忠志，孤身一人在废墟上奔忙。他挥动大锤，砸开楼板，救出了十多个受伤的职工和孩子。他又带着受轻伤的人抢救患者。一个年轻的会耍武术的女病人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站在李忠志面前；她浑身竟没有一点儿伤，神志也显得异常地清醒。“你干什么？李医生！”“我救人。”“我跟你救。”可是一转身，这女人已无影无踪。李忠志管不了她了。

医生张志勇、徐建国等人已经先后从家里赶来，他们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把一个个病人从废墟中救出来，抱的抱，抬的抬，甚至需要用力去拖。有一个女患者死活不肯离开那染血的瓦砾堆，她反反复复地说着：“我有罪，早该枪毙的，房倒了，就不用枪毙了。我等着，我等着……”这不是一群普通的人啊！不久，当被救出的精神病人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李忠志渐渐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这些不幸的精神病患者都是他们的亲属托付给医生、托付给国家的，在这场大灾面前，得格外保护！不能让他们像那会武术的女人一样跑掉，更不能让他们有三长两短……可是医院的领导死的死、伤的伤，一个也没有啊！瘦小的李忠志急得快要哭出来。他是一个转业军人，可是他仅仅在军队里当过卫生员和司药，他没有指挥过任何人。他望着张志勇医生，张志勇也是转业军人，因为犯“右倾错误”而脱下军装的一个军医；和李忠志一样，也是一个十足的小人物。小人物们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成立“精神病院抗震救灾领导小组”。

工作人员推举他们中间唯一的共产党员李忠志担任组长。李忠志派人去找市委。市委领导答复：上级管不过来了。你们自己组织抗震救灾，就一条：别散伙！李忠志咬咬牙，挑起了那副沉重而特殊的担子：几十名受伤的工作人员，几十名疯人，那么多人的生命！领导小组提出几个口号：一、谁也不许哭（不能动摇军心）。二、伤员不许乱喝水（有一个受内伤的年轻姑娘，被救出后喝了一瓶汽水，喝下去人就死了）！三、锅炉里的冷开水不许随便动用！（那是仅有的一点干净水了，要用，必须经领导小组批准。）医护人员用绳子围了一个大圈，让精神病患者坐在中间。

地震后的头三天，精神病患者显得出人意料的沉默、听话。没有了铁栏杆，没有了约束带，他们居然还能平静安然地并排坐着。远处的废墟，近旁的尸体，都不能刺激他们。他们似乎一夜间痊愈了。从早到晚，他们只是静静地望着那些来回奔忙的医生，静静地吃着人们给他们送来的面汤，静静地拭着身上的血迹。最初，在身边照看他们的，只是一些不能动弹的伤员。当余震到来的时候，四周一片惊呼，他们也无动于衷，仿佛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在那三天里，唐山的许多健全人却反而精神失常了。

人们把那些目光呆滞、语无伦次的亲属送到精神病院的废墟上来。这些遭受过强刺激的可怜的人，嘴里念叨着惨死的亲人的姓名，浑身颤抖不已，有人两耳塞泥，有人总想往电线杆上撞。他们的到来，更增添了精神病院的混乱。“领导小组”决定增设“临时门诊”，收治新发现的患者。忙乱极了。瘦小的李忠志仿佛要被担子压垮了。他自己的妻子儿女震前去东矿区亲戚家，至今生死不明，可他却不得不把心思全放在患者身上。库房的药品扒出来了么？患者一天三次药按时发放了么？还有饭，还有水，还有躲雨棚子的修建，还有尸体的掩埋……李忠志东跑西颠，好几次摔倒在废墟上。他感到胸口阵阵发闷是心脏病又要复发了么？“老李！” 救灾部队的一位教导员在喊他，“院子里那些尸体，我们帮你处理了，行不行？” “哎呀，那是患者的尸体……”李忠志不敢拿主意，他怕患者家属来要遗骨，你们，你们按中央的意见办！”“中央没有处理尸体的意见！”“那，那就埋吧，我负责了！”正当李忠志感到体力越来越弱的时候，震后第四天，唐山市精神病院的老患者们几乎全都恢复了病态。强刺激给他们造成的反作用力一消失，平静立刻被打破。他们又唱又跳，又打又闹。拒绝吃药的，挥舞拳头的，满地拉屎的，摔杯砸碗的……乱作一团。

“啊！我的腿要断了！他们要砍我的腿！”一个“被害妄想”型的男患者在一遍遍喊叫。“我要回家！我们家里人要自杀了！”一个精神分裂的女患者嚎啕大哭。一个胳膊已骨折的中年女患者冲出“警戒线”，在院子里奔跑；于是，越来越多的患者，像惊了的烈马，蹿起身子，踩着伤员的肢体，从“绳圈”中奔出来。“拦住他们！拦住他们！”李忠志用细而哑的嗓音在叫，“不能让一个人逃走！”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跑到废墟上拦截发作了的疯人，连那些缠着绷带的伤员都拄着棍子跑来，他们喊着，叫着，被患者撞倒，又爬起来，死死拽住那些奔跑的衣角。当那些患者终于被一个一个拽回“警戒圈”内的时候，李忠志只感到眼前一阵发黑。过了很久，他才发现自己躺在地下。一张张模模糊糊的脸在望着他，他听见赵大夫那熟悉的声音：“忠志！……你心脏……药……”瘦小的李忠志觉得自己就要“过去了”，他感到自己没有了呼吸，没有了心跳，连手和脚都没有了。他用微弱的声音在说着什么，有人听清，他要把“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的成员召到身边开会。这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在同伴们面前只想哭，但他强忍着。那一刻，他似乎想起了什么熟悉的情景，胸中涌动一种很神圣的东西。“同志们，我们团结在一起，一定要坚持，一定不能散……坚持……”“忠志，你也要顶住，不要紧的，有我们在，还有药……”李忠志的泪水终于涌出了眼眶。他也能感觉到，身边那些人的泪水滴在他的脸上。

在那灾难的日子里，有一段时间，唐山瞎了，唐革者山聋了。可是，无边的废墟上，却有一支奇异的盲人队伍走来。他们一个抓着一个的衣角，肩上背着破旧的胡琴、三弦，面部表情显得那样沉静、冷峻。他们来自何处？他们走向何方？有人从中认出了鼓书艺人资希圣。资希圣所住的盲人宿舍离铁路不远。这里居住着几十户盲人。其中不少盲艺人都被安置在民政局系统的螺丝厂工作，资希圣还是这个小厂的副厂长。因此，这片盲人居住区也就是这家工厂的宿舍区。他们居住的环境很糟，百米开外，就有一个铁路装卸“货位”，专门装卸肮脏的货物。每天都有一马车一马车的驴皮、狗皮、兽骨朝那儿运。有风吹来，腥臭难闻。

这在震前，很少被有关部门重视。就像这些盲人，在健全人居多的世界上，常常是不被注意的。地震发生的一瞬间，资希圣的第一反应就是：货位”上撞翻了车卡！可是随即房屋便晃得咔咔作响。他抱起孩子，蹬开房门，刚刚冲出门外，就听见身后哗啦啦一声巨响。他听出是墙壁倒了，然而侥幸的是：房顶好像并没有落下来。在一片呼救声中，年近半百的他摸索着往前走。不行！手触摸不到熟悉的墙壁、树木，脚下的路也突然变得那样高低不平。异常的听觉引导他从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声响中逃离。这时，这些盲人似乎比正常人更清醒，他们绕开断梁，避开钢筋，可是，许多盲人却依然被压在深深的废墟中，他们毕竟比正常人少一双眼睛。 “老资！刘明友一家子全趴着呐！”“老资！这儿有人叫唤！”“老资！这房顶怎样搬呐？”资希圣让人搀扶着，跌跌撞撞来到南边的厂里，他想找几个健全人回来救人，可一个健全人一听就火了：我这儿正救人呢！人都快死啦！”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唐山地震抗震调查总结资料选编》一书记载了如下史实：地震时，在震区共有列车28列，由于路基线路的突然变形和巨大的地震力，使7列列车同时脱轨，其中有2列客车、5列货车。

一、济哈直快117次，在北塘→茶淀间下行线K201＋600处，客车7节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370根。

二、京齐40次特快，在唐坊→胥各庄间上行线K248＋550处，内燃机车起火，1节行李车颠覆，7节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430根。

三、1030次货物列车在唐坊→胥各庄间上行线K248＋100处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430根。

四、041次油罐列车在芦台→田庄间下行线K221＋100处脱轨，3节颠覆。

五、1020次货车在芦台站四道，2节货车脱轨。

六、1014次货车在汉沽→茶淀间脱轨……

七、1017次货车在唐坊→胥各庄间脱轨……

1985年5月，我的好友王文杰因公途经齐齐哈尔，受我之托，他拜访了当年在40次列车上工作的张金柱、窦学文、何庆祝、刘巍、孙胜起等人，带回了那列特快列车在“七·二八”大震中的非凡经历和种种无疑应当写入历史的情景和细节。40次特快列车的838名旅客和47名列车乘务员，是唐山地震之前，最后向这个将毁灭的城市行注目礼的一群人。3时42分，他们的列车离开唐山向天津方向行驶仅仅10分钟。大地便撼动了。在突如其来的巨大的钢铁撞击声中，旅客们纷纷从座椅上弹跳起来，不可遏制的震动力甚至将人从卧铺上掀落下地。

紧急制动闸尖叫着，把恐怖传遍前后15节车厢。谁也没想到是地震。当时跳出车厢处理紧急情况的列车员们回忆说：站在地上，感觉和站在行进中的车厢里一样，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看到了被碾成碎片的水泥“枕木”，那碎片像指甲盖一般。“脱轨！重大颠覆事故！”黑暗中有人叫着。人声嘈杂，一片慌乱。“赶快设岗！”列车长张林（就是日后以写铁路生活见长的那位小说作家张林）的第一反应，是不能被来往的列车撞上。他命令两名乘务员，立刻带上号志灯，分别跑步到距车头车尾50米远的地方，阻拦可能开来的列车。就在这时，有人喊：机车着火了！”牵引列车的是串连着的两台内燃机车，每台的油箱里装着7吨柴油。此刻，为首的一台忽然腾起了通红的火焰，火光映红了天空。

风从西南而来，正驱动着火舌去吞噬一长串的车厢。纷乱的脚步声。飞奔的人影。一群旅客不约而同地冲向车首。脸盆、饭盒、茶杯、水壶……一时间都成了灭火的工具，人们舀起铁路边的积水，拼命地向机车泼去。谁知火却越烧越猛，在一片“哔哔”的燃烧声列车脱轨中，机车已被烧得变红。在任何人的心目中，地震，就是地动山摇。而当时40次列车的旅客，日后回忆起“七·二八”之晨时，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地震”，首先是一场其势凶猛的熊熊大火。火，以风助威的火，正在京山铁路线上威慑着八百余人的生命安全！“快躲开！”当时从机车内钻出来的一个司机喊：会爆炸的！”理智的人们在那时变成了一群疯子，对司机的劝告置若罔闻，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扑灭大火！当时参加救火的列车员冯家春事后回忆说，他一想起救火这件事就害怕。

如果爆炸，连烧焦的骨头渣都没处找。可当时不知哪来的这股“二杆子劲儿”。到底有人冷静了。列车员窦学文抱来了卧铺车厢的褥子，裹上泥沙，冲向火源灭火。旅客们又像听到了统一的号令，无数双手一齐抠泥扒沙，递给那些“敢死队员”……当火势渐渐被遏制，大火在一点点熄灭下去的时候，一群来自附近村庄的伤痕斑斑的灾民，游过一条小河，跌跌撞撞地向着亮灯光的列车涌来。地震！40次列车上的八百多人，这才豁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呆呆地聚集在一起，聚集在这个于晨光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的荒原里。在“七·二八”早晨，这恐怕是距离唐山震中区最近的一个尚未遭到破坏的集体。

当时在这么一大片无边无际的灾难的废墟上，这里，就越发像一个奇异的小岛。一切都还存在：车厢、灯光、组织者、被组织者、铁路规章，甚至包括惯常的生活规律。餐车服务员刘巍，一个24岁的姑娘，那天早晨一片混乱中，她却在焦急地咕哝着：“得开早饭了。……”她常说，平时她只要一上车，脑瓜子里就只有四个字：“吃。吃。吃。吃。”旅客的三餐，便是她全部的职责。可是眼前呢？餐车已经倾斜得锅里盛不住水，而且按正常运行时间，列车应该于早晨抵达终点，已不再准备早饭，车上只剩下了半袋大米。”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七·二八”当天，在整个唐山震区，人们首先面临着的是死与生的搏斗。

“活下去”这个强烈的欲望，也许可以使那里的人们一时间忘记了饥饿和焦渴，求生表现在对生命的抢救和保护。可这里不同。在这个临时组合起来的大家庭里，原有的生命都健全，一切生活的节律也都一如既往地进行着，就像世界上千千万万个大家庭一样。当时40次列车上的所有乘客，都将终生铭记1976年7月28日的那顿早餐。所剩无几的大米；旅客们自动捐献的高粱米、玉米子、大豆、小豆；从附近田里扒来的土豆；这是一锅红不红、黄不黄的“百家饭”。锅，是在铁道边偶然发现的。是一口尚未使用的烧沥青的大铁锅。柴禾，是劈开的旧枕木。最令人难忘的是，生火时细雨蒙蒙，湿柴怎么也燃不着。不知是谁，出了个“排队吹风”的主意，几十个男旅客排成一长溜，人人鼓起腮帮，一个接一个，接连不断地向锅底吹气。火，就这样奇迹般地吹燃了。

八百多名旅客，排着长长的队，安静地等待着领取那一人一勺的“杂和粥”，有点像教堂中的圣餐礼拜。在这个灾难日的早晨，人人的表情都那样安详，虔诚 ——一种对集体的崇拜和笃信。饭盒和竹筷不足数，先吃完的，立刻将它拿到河沟中涮净，整整齐齐地放在锅边，留给下一个。列车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支部书记张林宣布：人民铁路要对旅客绝对负责，在这个非常时刻，旅客谁也不许擅自离开。“我们要把你们一个不落地送回家，完完整整交到人民手中。”他宣布：已派人出去找粮、联络。他还宣布：组织抢救队，到附近去抢救尚未脱险的灾民。五六十个棒小伙子排成了长队。多数是军人，还有好几个来自大庆的大学生。这些刚刚在救火中烧焦了头发、满脸烟灰的人，急匆匆地又向东边奔去。当这支特殊的抢救队赶到受灾惨重的丰南县城时，“房屋全平了，只有一个红色警察岗楼还立着。”但是在那一片废墟上，在最先遇到的一群人中，居然还令人不可思议地找到了一位幸存的县委副书记。“同志，县委在哪里？”“我就是县委！”“请分配任务……” “哪儿都一样。你们看着扒吧！”整整扒了一个白天。天黑时，筋疲力尽的抢救队员们回到了“家”——他们的40次列车。晚饭已经开过了。据当时带队的副列车长何庆祝回忆：“大锅里留着饭。稀的都喝光了；留给我们的尽是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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