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炎热、压抑、动荡不宁的日子里，唐山废墟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负罪似地低着头，疲惫、憔悴、痛苦；脚上的翻毛皮鞋灌了铅一般，滞重地、缓慢地、机械地踩在残砖碎瓦之上；缄默无语的脸孔上积满灰土，颜色沉重。他们很少与人交谈，即使开口，声调也是低低的，对于毁灭和死亡的理性反应，似乎正被一股更有力的情绪有意识地压抑着。此刻，只有极熟悉他们并理解他们的人，才能从他们充血的眼睛里知道，创伤和震动犹如另一座废墟，正死死压在他们心上。他们没日没夜走着，看着，工作着。图纸、卷尺、标杆。工作服上的标记：地球物理所、地质所……

再看去，人们从仪器上发现了刺眼的字样：国家地震局。是他们！此刻，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再没有一个专有名词，会像“地震局”般在这里遭到如此的诅咒和痛骂。唐山人的满腔怨愤，犹如一座火山爆发，沸腾着的岩浆，从这一个宣泄口中不可遏制地喷射出来。失职。渎职。24万冤死的生灵。成千上万的伤残者和孤儿。仇恨与愤怒一起，死命地挤向那一个小小的宣泄口。唐山人围住了那些“地球物理”工作者、“地质”工作者，他们要向这些“吃地震饭的人”讨还失去的一切。地震工作者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一双双逼视着的灼人的眼睛；一具具表情各异的死难者的尸体；那些孩子……都在他们心头留下了抹不去的烙痕。然而，还有着的，便是那强咽下去的深深的委屈。雨点般飞来的石块。举着扁担追来的大汉。脏话。唾沫。……他们的汽车被砸了。他们的仪器被扔了。人们拒绝回答他们的调查，反而要他们回答自己的质问。就连为地震工作者开车的司机，也会受到愤怒的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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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28日，距唐山地震过后整整两个月的那一天，一辆特别列车驶离唐山车站。当列车在修复不久的京山线上缓慢行驶的时候，天津、北京、保定等地政府已从电话中得到如下消息：“唐山孤儿将经过你市。”这是震后送往外地的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孤儿。华北大地震动了。“七·二八”大地震把三千多个孩子的家庭彻底摧毁，却留下了他们这些稚嫩的幼苗。这种震动，完全不亚于“七·二八”地震的震级强度，它是直接冲击千千万万人的心灵的，尤其是千千万万个母亲。这些不幸而又万幸的孩子啊……突降的灾难，首先把中年女干部王庆珍的命运和那数千名孤儿的命运紧紧牵连在一起。这位前“唐山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在震后第二天被市委副书记张干召到一个防震棚里，接受了把全唐山孤儿寻找到、安置好的不寻常的使命。“这件事就由知青办负责！”副书记严肃地说，“那些孩子，一个也不许饿死，一个也不许冻死！”这是一段刀刻斧凿般留在王庆珍心上的经历。在护送孤儿途中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性子刚强的女人，眼里不时闪出泪光。……

三千多没爹没妈的孩子啊！光是市区的孤儿，就有一千七百多人……张书记把任务交给了市知青办，我们就层层布置给基层的知青办。那时知青办只有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找孩子，管孩子！我坐着一辆破吉普车到处跑。东一个，西一个地把流浪的孩子“收”回来，给他们找吃找穿。那时抢孩子已经成风，全国各地许多没孩子的父母，都托救灾人员到唐山抱孤儿。运输部门把孩子带往天津、北京、承德……遵化县一支大车队，一下子就带走了二十多个娃娃！那时，多数孩子是被父母单位、邻居，还有医疗队和救灾部队收养着。执行任务的军车上，常常能看见驾驶楼里坐着孩子，裹着大军装，捧着小苹果。有的解放军连队，平均三个战士带一个孩子。我到过一个部队，看见一个战士正领着十多个孩子在做游戏，看小人书……“你知道，这都是一些多么懂事的孩子呵！”王庆珍含着泪对我说：有一家，父母双亡，留下了五个孩子——四个女孩，一个男孩。对了，姓单，老大叫单苗丽。解放军收养了他们，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把改小了的军装给他们穿，还在高坡上给他们盖了简易房。孩子们很懂事，他们嘀嘀咕咕商量着，想做点什么来报答部队。可他们什么也没有啊！”他们想到了家里的五只小鸡。那是他们姐弟五个用小手从废墟中扒出来的五只没死的小鸡。心爱的五只小活鸡呀，叽叽叫着，成天不离开姐弟们的脚边，老大说，解放军叔叔扒人、盖房那么辛苦，咱们熬一锅鸡汤给他们送去吧！弟弟妹妹都赞成。于是，他们真把那五只小活鸡杀了……战士们接过了那只用布包着的小锅，看着那五只小小的鸡雏，许多人哭了。还能说什么？孩子们就是那么懂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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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被无理性的喧嚣声浪推入8月。从1976年7月29日到8月3日的一周内，在那片灾难的废墟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情。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军分区的一份材料披露了如下数字：地震时期，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计有：粮食670400余斤，衣服67695件，布匹145915尺，手表1149块，干贝5180斤，现金16600元……

材料称，被民兵抓捕的“犯罪分子”共计1800余人。人们也许宁愿忘掉这些丑恶的数字，就像唐山在地震后不曾有过这骚动的一周。和那数不胜数的无私的援助、崇高的克己、诚挚的友情相比，这些数字无疑是一种玷污。但人们又无法忘掉它，因为它是真实的赤裸裸的历史事实！这确实是一段人们很难看到的赤裸裸的历史！

抢劫风潮

7月28日，唐山人首先面对的是死亡，是伤痛。然而，当死亡的危险刚刚过去，当滴血的伤口刚刚包上，他们面对的便是饥渴，便是寒冷。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赤身裸体，有人突然感到喉咙在冒烟，肠胃在痉挛。倾塌的商店，在大地震颤时抛出了零星的罐头、衣物，有人拾回了它们，这使人们意识到，在废墟下有着那么多维持生命急需的物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事情似乎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犹疑不决地走向那些废墟：埋着糕点的食品店，压着衣服的百货店，堆着被褥的旅馆……他们起初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借！”一些人千方百计寻找商店等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从废墟中找来破纸断笔，要签字画押，留下借据。而工作人员起初还像震前一样照章办事：不行！这是国家财产！”但这种规范很快被突破了。瓢泼大雨中，被浇得湿透的人们无处藏身，他们发紫的嘴唇在不停的颤抖。同样在雨中颤抖着的商店工作人员喊道：把雨衣雨鞋扒出来用！”寻找雨具的人们拥上了废墟。淌血的脚穿上一双双新鞋，路边的防震棚有了塑料布的棚顶……他们又听到呼喊：可以拿点吃的。”于是，一切就从这演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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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永的遗骨运回国内

〔时事社东京8月1日电〕于上月28日在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因遭到大地震袭击而死亡的新日本通商公司的须永芳幸（27岁），下午4时20分，他的妻子节子等3名遗族乘伊朗航空公司800次班机同遗骨一起回到国内。身穿黑色连衣裙的节子怀抱丈夫的遗骨，两旁由亲友架着走下舷梯，机场上有亲属同事等50人戴着黑纱迎接。海外报纸在8月1日前后还报道：

●丹麦格陵兰地区教师访华团一行19人安全离开唐山。

●法国法中友协第六访华团23人，除一人在唐山遇难，其余安全脱离震区，经香港回国。

●援助唐山陡河发电厂建设的9名日本技术人员，有3名在地震中死亡。……共有51名异国人，在唐山亲身经历了惨况空前的“七·二八”大地震。他们都下榻于唐山宾馆。唐山宾馆在“七·二八”凌晨被击碎了！震前两小时，观看唐山市儿童文艺演出后，兴奋得难以入睡的法国人、丹麦人、日本人，还聚集在休息厅的电扇下，于罕见的高温中喝着啤酒和汽水，高声谈笑。那些可爱的中国孩子！而那些由孩子们扮演的可爱的长耳朵兔子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更深一些。他们1点多才返回各自的住房。他们没能在梦中再见到那些可爱的小兔，却被突然而来的狮吼虎啸般的声音惊醒。可怕的地声！震耳欲聋的楼房倒塌声！日本人所在的四号楼整个垮了下来。法国人、丹麦人居住的新楼被震出无数裂缝，架子虽未倒，楼内却已险象环生：楼板塌落、门窗变形、楼梯断裂……唐山市外事办公室主任赵凤鸣和科长李宝昌回忆说，他们当时是被困在此楼二楼一间门已无法打开的小屋里。唯一可行的通道是窗。“跳楼吧！”“跳！”窗玻璃被“嘭”地砸碎了。楼下草坪上两下重重的人体落地声。赵凤鸣摔折了脚骨，他让李宝昌背着，赶紧寻找翻译和警卫人员，紧急援救当时住在唐山宾馆的51位外宾！当时黑暗中已闹嚷嚷地传来异国语言的呻吟声、呼救声。翻译张广瑞不停地用英语大声喊道：“先生们！女士们！请镇静！现在发生了强烈地震，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抢救你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你们一定不要跳楼，不要跳楼！请把窗帘、褥单接起来，从窗口往下滑……”那些变了形的窗口，挂出了一条条奇特的“保险索”。有一部分人已按照翻译的指点，谨慎地开始滑下危楼。他们的脚刚刚沾地，中国外事人员就立刻招呼他们：快跑！离大楼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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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未曾经历灭顶灾难之前，很难想到生存对于生命的涵义，也很少意识到生存本身需要怎样的坚韧与顽强。常常，生命的消失不仅仅在于外在的灾难，而更在于虚弱的人类本身。

十年前，当我凝步于唐山的街头，大量的尸体堆中，曾有一类死难者的遗体引起过我的疑虑和深思。他们显然不是死于砸伤或挤压伤。完整的尸体上，留下的只是一道道指甲抠出的暗红色的血痕，那是疯狂地抓挠之后留下的绝望的印记。这就是精神崩溃──一位亲赴唐山的老医生对我说，是他们自己在极度恐惧中“扼杀”了自己。

多少名死者就是这样死去的。可是，人类出于更顽强的渴生的本能，却仍在奇迹般地为生命而坚持着、奋斗着。奇迹，不仅仅是生命史的奇迹，而且是人类精神史的奇迹。唐山大地震，以它震惊人寰的毁灭性的考验，留下了这批渴生者的姓名。他们无疑是人类的骄傲。陈俊华，地震时24岁，二五五医院政治处干事。郝永云，地震时24岁，陈俊华的新婚妻子，廊坊县农村社员。从废墟中被救出的时间：1976年7月30日，震后第三天。3天，对于生命的时限来说，并不算长，可是对于这样一对夫妇来说，却分外地漫长而难以支持。他们的存活，对于他们自己，是奇迹。1985年1 月26日和30日，我采访了陈俊华和郝永云夫妇。与郝永云交谈时，他们可爱的小女儿正在床边玩耍。她不时地扭过头来，好奇地睁着大眼瞅着我和她的妈妈。她显然是生于地震之后。将来，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会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本不会有她。因为，一场震灾险些夺去她的父母亲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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