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6日

前门大街的枪声

专候刺客到来

罗瑞卿其时正陪刘少奇在河北视察,深夜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后,当即动用刘少奇专列上的专线保密电话,跟在北平代替他主持公安部日常工作的杨奇清副部长交换了意见。两位部领导商量下来,决定罗瑞卿继续陪同刘少奇视察,由杨奇清负责对侦查该案的一应事宜进行安排布置。

罗瑞卿对杨奇清说:“关于‘七一集会’安全保卫工作,我可是当着叶市长等同志的面在周副主席面前立下了军令状的,不能出现半点差错啊!这个案子,你打算咋搞?”

杨奇清的思维非常敏捷,就在通电话的时间里,他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侦查思路:“我考虑下来,想双管齐下同时进行,一是立即组建专案组,大力侦缉身负暗杀使命的台湾特务;二是严密做好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方方面面的准备。”

杨奇清副部长的这一思路获得了罗瑞卿的认同,罗瑞卿指示侦缉台湾特务的具体工作交由公安部政治保卫局负责实施。

杨奇清副部长挂断电话后,马上召来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的几位领导,介绍了案情,传达了罗瑞卿部长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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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大街的枪声

机密被国民党特务察知

中共中央作出动用内线关系的决定的英明性在三天后就得到了体现。那天深夜,正在中南海丰泽园的办公室批阅文件的周恩来忽然接到李克农部长的电话,问周副主席这会儿是否有空,他想过来一下。周恩来知道李克农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必定有特急大事,马上说“有空”。

李克农夤夜求见周恩来,果然是有大事,他送来了一条刚刚收到的来自台北市的极其重要的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已经侦悉我“七一集会”的相关情报,有迹象表明特务头子毛人凤正奉蒋介石之命选派行动特工密赴北平行刺中共领袖。

这条情报,是一位潜伏于国民党保密局内部的女情报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收集到的。现实生活中的特工人员其实是很难谱写如影视作品中的那份曲折的,内线关系每被动用一次,这个内线的使命通常也就结束了。因为敌人绝对不像我们所观赏到的影视故事片连续剧中那样愚蠢,只要稍稍一查,肯定会发现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那位女情报工作者在台湾派来的行动特工落网后的当天,就被有关方面通知火速撤离。盛怒之下的毛人凤亲自组织了对这个“中共匪谍”的追缉,但未能成功。这位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撤回内地后,被安排在西南某省的公安部门工作,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因“历史问题”而被迫害致死。此系题外之语,就此打住。

当下,周恩来听李克农一汇报这条情报,尽管有思想准备,可还是禁不住脱口而出:“哦!毛人凤的情报工作做得真到家嘛!”

李克农点头:“是的,才三天时间,敌人就已经收集到了准确的信息,这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特别要予以注意的。”

周恩来说:“对!必须得多加注意。敌人这次是如何获悉这个机密的,我们也需要了解清楚!”

不久,随着案情侦查工作的进展,公安部方面终于弄清楚了台湾保密局方面是怎样获取这个机密的。这,需要从当时居住于香港浅水湾的一位经历颇有些特殊的人物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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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大街的枪声

文:东方明

罗瑞卿立下“军令状”

1949年6月16日,一个爽朗的初夏之夜,华灯初上时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都是那些被毛泽东主席称为“中华民族精英”的人物——李济深、沈雁冰、郭沫若、张奚若、陈嘉庚、蔡畅、李立三、蔡廷锴、章伯钧、陈叔通、黄炎培、沈钧儒、马寅初、谭平山等。这次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的会议,后来被载入了史册,会议的全名是: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当周恩来宣布会议结束时,会议出席者之一、被当时舆论称为“海外华侨领袖”的陈嘉庚掏出他那块已经使用了二十年的怀表看了看时间,时针已经指向了次日0点40分。

周恩来送走与会人员后,在勤政殿门口上了一辆美式小吉普,对司机吩咐:“去丰泽园菊香书屋。”那里,北平市长叶剑英、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等人正等着这位日理万机、即将出任政务院总理的“国家大管家”来举行另一个重要会议。

汽车打着明亮的大光灯,沿着光洁的石板甬道来到了南海北岸西侧的一座楠木大门前停下。楠木大门上方悬挂着一块黑底色的大匾,上面镌刻着三个圆浑清秀的金色欧体汉字“丰泽园”,据说出自乾隆皇帝之手。这是一个很大的古建筑群,其内被分割成若干个较小的建筑群,每个独立建筑群都各有名称,大门上方都挂有匾额。这里,后来成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伯渠、彭德怀、杨尚昆、陆定一、胡乔木等人的住所,但在1949年7月之前,只居住着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毛泽东主席来到北平后一直居住在香山别墅,直到1949年7月由中共中央集体作出正式决定后,他才住进了中南海丰泽园。

周恩来召集叶剑英、罗瑞卿、齐燕铭等人举行的这个特别会议,就在后来成为毛泽东住所的丰泽园菊香书屋内的紫云轩举行,同时被周恩来点名召来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行政处处长周子建、交际处第一处长申伯纯和第二处长金城。

周恩来进门后,一边落座,一边跟大家打着招呼连说“抱歉,让大家久等了”,然后马上把话题切入会议主题:“请大家过来,是商量一件事情,这是一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再过半个月,就是7月1日了。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纪念日,也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的第一个生日。为此,根据毛主席提议,中央决定举行党的生日集会。届时,将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共六百多人出席集会,毛主席将在会上作重要讲话。毫无疑问,这将是一次颇具重大历史意义的重大活动。同时,这也是自我们进入北平以来所举行的第一次大型的、有众多领导同志出席的群众性集会。老实说,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我们要好好计议,好好做一番准备。可是,从时间上来讲,只有半个月了,还是比较紧的,那就更需要我们考虑得周全再周全。剑英同志,你是北平市长,这个大型活动在你的地盘上举行,你得多担点分量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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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4日

特别经费失踪案

大盗伏法

前面说过,3月8日,“悬办”第三组曾经召集了十八名建国前供职于国民党警察局、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的旧刑警开过一个座谈会,相帮分析案情。线索的发现,就是跟当时的一位与会者相关的。这个与会者名叫曾丰,五十四岁,原是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华捕,从1923年一直干到1943年法租界被收回为止,然后就离开了警界,去一家船舶修理厂当管理人员,管的是安保工作,相当于现在的企业保卫科长。保卫科长当到上海解放,曾丰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就不再去上班,在家里赋闲。今年3月间第三组邀请他去参加座谈会时他就在休养阶段。

座谈会参加过后,曾丰继续休养。休养到5月头上,一天半夜忽然有人敲门,进来了几个公安局的便衣,问明姓名、籍贯、年龄后,就把他带走了。去哪里?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犯了什么事儿呢?曾丰自己也弄不明白。

—个星期后,等来了第一次提审。曾丰这才知道原来不是他犯了事,而是要问他当年几个巡捕房同事的事儿。那几个同事,是和曾丰一起考进法租界巡捕房的,有的进了政治部,办的是政治案子,有的和曾丰一样进了刑事部,当了刑警。因为是一起进门的,所以几个人很谈得来,还曾磕头结拜了兄弟。后来,法租界被收回,巡捕房转为汪伪政权的警察局,大家也就各自散伙,好像只有—个留下来替汪伪政权效力的,后来又干过国民党的警察,再后来,上海解放了,谁也不知道谁了。现在,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一处的民警要曾丰交代当年他的那几个同事在法租界办过的几起案件。曾丰压根儿就没有办理过跟政治相关的案子,觉得实在没啥可交代的,但这事光靠口头说没用,又找不到旁证,于是寻思只好坐牢了,坐到警方调查清楚为止。

曾丰坐的班房属于第二看守所里的一个大监房。其时解放不过一年,还在清理阶段,抓的人多而杂,曾丰那监房一共关了二十来个人犯。那时候看守所还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人犯待在里面不需要劳动,整天除了等着提审、吃饭,就是闲磕牙瞎聊天消磨时间。同监的人犯听说这个老头儿以前乃是巡捕房的刑警,如获至宝,都盯着请他聊聊以前破案的事儿。曾丰闲着也是闲着,就跟人家聊了起来。聊了几日,有一次就说到了曹家渡那桩黄金抢劫案。曾丰毕竟是老刑警,看似信口开河随便说说,心里却明白,每个案件都是按照他所知晓的事实说,这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也是这样,他说这是1931年入冬后没几天发生的,当时竟然没有报案,案子一直拖到解放后,如今共产党的警察在进行调查。

说这个案子那天是1950年5月10日。过了一天,有个同监人犯悄悄把曾丰扯到监房一角,向他咨询一个政策问题:人民政府说“坦白从宽,将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如果有谁检举像您老昨天说的那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那样的解放前的案子,算是立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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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费失踪案

谁是十八年前的案犯

3月6日,“悬办”第三组开会,对案情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把梁壁纯所说的情况结合他跟家庭长达九年的断然分离、 “曹家渡大旅社”方面的证言等综合起来看, “特费”被劫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这样,目光就该转向十八年前那个寒冷的清晨发生于曹家渡桥头的抢劫巨案了。这是何人作的案?为何能铆得那么准,竟然一下子就盯上了梁壁纯,然后果断下手,抢的就是那个小皮箱?这难道是一起有专门针对性的抢劫案,就是为了抢劫梁壁纯运送的那笔“特费”而来的?

侦查员对此作了反复研究,最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第一,这是一桩由临时中央直接布置的极为重要的绝密使命,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养着那么多专门力量用来侦探此类机密的敌人一方尚且不知,江湖上的江洋大盗又是凭什么知晓这项机密的呢?第二,劫匪是在曹家渡码头盯上梁壁纯,将其骗上车后出了码头在曹家渡桥下手的,这说明对方并非与梁壁纯同时坐轮船从青浦来沪的旅客,这又可作为排除作案必然性的依据。第三,从劫匪作案的手段来看,他们所策划的那一套其实比较简单:先是冒充黄包车夫等候在码头上,待轮船靠岸旅客上来时,对众旅客进行迅速扫描,选准作案对象,上前招揽生意,诱骗目标上车后作案。黄包车上桥时,车速自然减缓,同案犯当即上前贴靠,这时无论是乘客还是可能出现的路人,都不会注意,更不会产生警惕,他们往往以为是有人相帮推一把助助力——那年头不学雷锋,这都是收费的,由车业公会统一给推车人一点儿报酬,车业公会的钱当然是向每个车行收取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说到底还是每辆车的车夫自己挣来的——而劫匪此刻就可迅疾下手,将沾了麻醉药物的帕子蒙住被害人的脸部,通常几秒钟就可令人失去知觉;也有挣扎的,那就要使用拳头或者钝器了,将人击昏。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烈性白酒乱洒一通,使受害人变成“醉鬼”,再拉到事先物色好的旅馆动手抢劫。

那么,应当怎样侦查这起历史悬案呢?侦查员的想法是:调查历史悬案,应该去找历史人物。这里所说的历史人物,就是旧上海的刑警。梁壁纯当年所遭遇的这种抢劫案,料想不会是上海滩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也许能从当年侦查过此类案件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或者租界巡捕房刑事部的捕探那里获得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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