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悬案 1949年破案——特别经费失踪案(四)

特别经费失踪案

就是这个老药工？

这时，第三组收到了市局“悬办”通过部队机要员捎来的工作情况通报。通报中说了至目前为止各组的办案进度，第三组与另外两个组并列末位，这使蒋文增等四人顿感脸面无光。不过，通报中也有对第三组有启发的经验介绍。承办’军统’、’中统’迫害民主人士系列案”的第五组的调查就有较大收获，该组的经验是：不厌其烦，向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伸出调查触角。蒋文增看着似有所悟，对另外三人说我们手头这个案子是否也存在这种“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呢？

四个侦查员议下来，觉得这个方向似乎是存在的：既然前面已经认定那个黑衫交通员是事先就已经抵达松江城内的，很可能是入住了哪家旅馆，这已经没法调查下去了。但是， “很可能”并非百分之百，还有一小部分是“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中包含着另一种可能性：黑衫交通员并未入住旅馆，而是借宿于松江城里的某户与其有亲友关系的居民家里。

侦查员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论证，还真找不到理由一下子将其排除，于是就决定顺着这个方向伸出触角开展调查。这就需要请松江城厢镇派出所协助了。不过那时开展此类工作远比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便当得多：流动人口少；家家户户都有人待着；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生活模式，街坊邻里间的关系几近透明，谁家来过什么客人请过几次客不但户主一家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邻居也回忆得起来；最关键的一点是：派出所通过全镇各街（并非如今所说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可以比较容易地向全镇各家居民查询。

侦查员跟派出所一联系，派出所当即通知各街居委会主任到所里参加紧急会议，所长将要查摸的情况说了说：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12月3日，那天是入冬以来的第一个结冰天，请大家或者开居民大会布置，或者通过各居民小组长下去，反正要求逐家一一问到，看当时谁家来过亲戚朋友，是一个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中年男子。

布置下去后，全城立刻同时开始查摸。工作效率确实很高，也就不过一天半时间，各街居委会的查摸结果就已经报给派出所了。可这结果却使侦查员大失所望，是清一色的“没有查到”四个字。调查工作进行到这一步，四名侦查员纷纷摇头，可以用两个字来表述：无语！

无语之后，蒋文增就说看来松江这里已经没啥线索可以调查的了，我们回上海吧，过了春节再作计议。其余三个侦查员也无办法，只有点头赞同。这时，侦查员胥德深向蒋文增请假，说这边的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有他一个叫杜复明的山东老乡，是司令部的参谋，他跟杜已经四五年没见过面了，想乘这个机会去看看对方。蒋文增说你怎么不早说呢，去吧！

没想到，这一去，竟然获得了一条线索！

胥德深去军分区司令部后，立刻往众侦查员下榻的旅馆打了—个电话，说杜参谋请蒋文增三位一起过去吃个便饭。盛情难却，蒋文增三人于是就去了军分区司令部。杜复明是个热情豪爽的山东汉子，让伙房给炒了四个菜，买了两瓶白酒，请胥德深四人畅饮。众人吃着，觉得菜肴炒得极好，赞不绝口。杜复明觉得很有面子，就唤出厨师老柏来跟客人见面，说上次许司令（指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来松江视察，也是老柏掌的勺，许司令也称赞了，还敬了老柏一杯酒呢。那年头讲究人人平等，侦查员于是就请老柏入席一起吃。

席间闲谈时，杜复明问起胥德深等此次来松江出差的事由，胥德深说是调查一桩十八年前的案子，费了好大劲还是没有头绪。这时，一旁的老柏忽然开口了： “我知道那年头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话一出口，四个侦查员的眼睛立时齐崭崭地盯着老柏，静候厨师往下说。

老柏是邻县金山县人氏，早年去上海学烹饪，1930年学艺满师后，放单飞的第一个码头就是松江，应新开的“富春楼”之邀当了大厨。当时，松江的一些国民党党政军头面人物都喜欢来“富春楼”请客应酬，有时在衙门或者驻地设宴请客，就把老柏请去掌勺。松江城里的“松（江）金（山）青（浦）中心保安团”司令部，乃是松江各衙门中请客最多的一个。老柏去的次数多了，就跟保安团司令部的那班人混熟了，对那里的情况也了解了一些。其中一点是，保安团司令部经常要举行军事会议，召集分驻于金山、青浦的军官来开会。那时保安团只有团长有一辆自备小车，不可能用来接送，这些军官来来往往就只能乘坐每天只有一班的轮船或者公交车。交通如此不便，当天肯定是无法返回各自驻地的，这样他们的住宿就成了问题：由于保密原因，事先不能向旅馆订房间；而临时借宿吧，经常难以保证足够的床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安团司令部向“江苏省保安总部”（当时上海郊区诸县属江苏省）请示后，在司令部内设立了一家有五十张床位的招待所。

招待所对内营业，其服务对象首先是来松江出差的保安团军人，有时床铺有空闲，也接受社会旅客，但必须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熟人介绍并要取得一名营级军官的签名担保方可入住，当然是收取费用的。对于外地旅客来说，人住保安团招待所有一点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不必如同入住其他社会旅舍那样睡到半夜三更会被人唤醒了查这个问那个，也不用担心把行李翻得乱七八糟，其中贵重物品有时甚至还会不翼而飞。因此，能够人住保安团司令部招待所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由于有严格条件，能够人住的人也不多。而知道保安团内部招待所可以入住非保安团军人的，那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这可能也是侦查员之前调查时没人提到此处的原因。

蒋文增、徐立鼎等四名侦查员闻讯大喜，盯着老柏问那个内部招待所十八年前是哪个在负责管理，那人还在不在。老柏掰着指头算了算： “十八年前……那就是民国二十年，那时我还没离开松江，记得那年的12月31日，我还被保安团司令部叫去替他们掌勺烧了四桌菜迎新年哩，当晚我就住在他们那个招待所里了。对了，那个负责的人姓顾，是青浦人，名字好像叫‘三才’。”

“那么，这个顾三才现在在哪里呢？”

这个，老柏就说不上来了，因为他第二年就离开松江，再没跟保安团的人打过交道。不过，既然有名字，可能还是查得到的。侦查员当下就取消了返沪的主意，当晚聚在旅馆房间里商量应该去哪里调查顾三才。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向松江专区公安处打听。

次日，侦查员去了专区公安处。问下来，关于保安团的档案现在都堆在库房里。于是就去翻阅，意外发现档案堆里竟然还保存着保安团司令部内部招待所七年来（1930年至1937年）的全部住宿人员登记资料。于是，马上翻查民国二十年12月初那几天的住宿人员记录。这就比查阅社会旅馆的登记簿方便多了，因为要找的目标——黑衫人并非军人，只要盯着非军人旅客就行了。查下来，发现那年12月1日至5日那几天中，入住的非军人旅客一共只有三个：一个姓张，是南汇县周浦镇上的酱园老板，另一个是张老板的太太，两人是来松江访友的，入住保安团招待所的担保人是保安团副团长厉友光；另一个来自上海，名叫梁壁纯，其担保人是保安团营长郭洪顺。梁壁纯于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离开。

这个名叫梁壁纯的上海来客引起了侦查员的兴趣，于是查看附在登记簿上的郭洪顺出具的担保函。这个郭营长看来是上过私塾的，小楷写得还看得上眼，内容是，被担保人梁壁纯系其族叔郭北昌所开的“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前来松江向“余天成中药堂”联系采购中成药。档案显示，郭洪顺系保安团第一营营长，江苏省金山县人氏，1933年因贪污被解职，去向不明。

这样，要查明梁壁纯是不是那个地下交通员，只有找郭洪顺的族叔、中药店老板郭北昌了。当天下午，四名侦查员就登上火车返沪。回到市局，先去向“悬办”领导汇报了办案情况。杨家俊主任说同志们辛苦了，马上要过年了，本来应该好好休息几天，放松一下，但现在看来不行，你们几位还得继续辛苦，因为这案子北京已经来电催问过调查进展了。

其实，领导不说，蒋文增等人也不打算休息。第三组的工作进度落后于其他组，他们心里已经很不安了。况且，既然有线索，还是早一天去查清楚，免得夜长梦多。

于是．2月16日除夕上午，侦查员胥德深、邬泓去了上海市卫生局，调查到“祥德源国药号”是1909年10月15日经法租界公董局获准开业的一家两开间中药店，老板名叫孔钟声，店址在金神父路119号。1923年，孔钟声将该店盘给江苏省金山县人郭北昌。1941年9月，郭北昌因病去世，10月，“祥德源国药号”向法租界公董局申请注销获准，于10月23日正式歇业。

离开了卫生局，胥德深、邬泓心有不甘，商议干脆去一趟那家中药店铺的原址，向那里的商家打听一下，指望能撞到好运。于是前往已经改名为瑞金路的那条原法租界内的马路，可是，毕竟那么些年过去了，时过境迁，连门牌也已经重新编制过了。一番打听后找到“祥德源国药号”的原址，现在是一家鞋帽店，不管老板、账房、店员，竟然谁也没听说过“祥德源国药号”。两人不死心，再向马路对面弄堂的年长居民打听，说以前有过中药店，后来关门歇业了。那么听说过有一个叫梁壁纯的店员吗？一连问了三个居民都摇头，最后问到了一个六旬老翁，这才得到肯定的答复：有一个店员梁先生，说话带上海郊区口音，叫什么不清楚。这位梁先生药工技艺了得， “外堂”（指在店堂按方抓药）、“内堂”（指在里面炮制处理中药材，乃是一项专门技术）都是一把好手，是那家中药店本事最好的先生。

“那么，后来他到哪里去了？”
继续：特别经费失踪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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