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大街的枪声——行刺“中共五大书记”案(四)

前门大街的枪声

可疑目标出现

北平市公安局二处侦查一队着手开始落实上述三条措施时，侦查四队也在进行着跟侦查一队差不多内容的工作。

当时，中国大陆的北方以及江南地区虽然已经获得了解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尚未成立，公安战线的机构还没有健全，警力较为单薄，侦查手段落后、单调，即使是侦查大案也是很大程度上利用秘密力量关系提供情报。因此，侦查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各队各科甚至各小组都有自己掌握的秘密力量关系。北平市公安局二处侦查四队从公安部李国祥处长那里接受任务后，副队长何汉华立刻根据分工分别悄然约见本队掌握的那些秘密力量关系，如此这般一一交代，让他们利用各自的秘密力量关系去排查情况。

之后一连几天都有秘密力量关系报来线索，但一一查下来都没有什么价值。直到6月23日清晨，何汉华刚上班，就接到秘密力量关系张跃辉的电话，说有情况需要当面报告。何汉华顿时一阵兴奋，约定半小时后跟对方在铁狮子胡同的“金梦汉茶馆”见面。

张跃辉原是清华大学学生，1945年抗战胜利他读完大二时，经一个以教师身份混在清华园内的特务分子介绍，糊里糊涂地参加了国民党“中统”局，成为一名秘密特务。不久，张跃辉就接受“中统”指令，数次跟踪清华师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和进步群众，并在寒假借赴解放区探亲的机会刺探过军事情报。

本来，张跃辉在这条歧路上越走越远，陷于泥坑难以自拔，幸亏在其参加“中统”特务组织八九个月后，开始跟一个他当时并不知其是中共地下党干部的亲戚接触，渐渐接受了一些教育。年轻人可塑性强，他终于翻然悔悟，决定弃邪归正。他跟那位有着中共地下党一定职位的亲戚吐露了自己的“中统”特务身份和最新想法后，受到了鼓励，于是就接受地下党指令秘密收集国民党方面的情报。

北平解放后，张跃辉跟地下党建立的那份关系被转到了北平市公安局。公安局特情科让张跃辉继续保持着解放前的土木工程师的身份，悄然从事“特情”工作，专门跟那些在解放前曾紧跟国民党而解放后见势不妙偃旗息鼓的家伙接触，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定期向公安局提供信息。

这次，何汉华考虑向秘密力量关系布置留意排查跟“七一集会”相关的信息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跃辉。因为张跃辉在之前曾向其报告说，他在天坛碰到过一个抗战胜利后至北平解放这段时间曾在保密局北平站行动科干过的特务分子施德中，问明张跃辉家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后便说近日要去拜访叙旧。何汉华当时就去查了北平解放后向公安局登记过的“国民党党政军警特伪职人员”名单，内中没有施德中其人，那说明这家伙显然是改名换姓隐藏起来了，很有可能是国民党保密局布置的潜伏特务。因此，此次何汉华向秘密力量关系布置时，特地向张跃辉关照多多留意那个施德中的情况。现在，张跃辉打电话来说有情况当面报告，很可能是跟施德中有关，甚至再想得乐观些，那就是跟此次台湾派遣特务刺客之事有关。

半小时后，何汉华和张跃辉在“金梦汉茶馆”见面。两人都是一副生意人打扮，在外人看来这是两个在茶馆里谈业务的贸易伙伴，凑在一起嘀咕着是很正常的，也就不会特别予以关注。

原来，昨天傍晚张跃辉接到施德中的电话，约他当晚7点去崇文门“通源旅社”见面，说有点事情相商。张跃辉从何汉华那里接受指令后，正等着施德中的消息，当下自是一口答应。本来，他当晚是要跟妹妹新谈的恋爱对象见面，想帮妹妹参谋参谋的，但接到电话后马上就改变了主意，由于不便透露原因，弄得妹妹大不高兴，发了一通脾气，但张跃辉也顾不得了。

7点整，张跃辉准时到达通源旅社，施德中一问张跃辉来得匆忙还没吃晚饭，便邀他去旅社对面的一家小酒馆喝酒。酒过三巡，施德中道明了约张跃辉的本意：他现在没有工作，打算做点小本生意谋生，算了算缺少本钱，想向张跃辉告借100万元(注：此系旧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100元)。张跃辉本人是土木工程师，收入不错，其父是北平小有名气的资本家，家境殷实，100万元自然不在话下，他要想拉牢施德中以获取情报，当然不能拒绝，当下就一口答应了。

两人又喝了几杯酒，正聊得起劲时，施德中忽然住了口，一跃而起，直奔门外，一边奔一边嘴里还叫着什么，像是人名的发音。张跃辉暗吃一惊，循着对方的身影定睛望去，这才看见人行道一侧站着一个男子。施德中走过去，又是抱拳作揖，又是双手相握，极亲热状。两人站在人行道上谈了三五分钟，作揖而别。

施德中返回饭馆，坐下后重新吃喝。张跃辉用漫不经心的口气问道：“朋友？”

施德中点头：“唔。”

“那为什么不请进来一起喝酒？”

“我开口相请了，他说有事要去办，又说已经吃过晚饭了，就不打扰了。人家还问你是谁呢，我说是一位朋友，以前也是干特字号活儿的。”

张跃辉马上意识到那人是有来头的，正盘算着如何开口发问，施德中已经往下说了：“这位朋友当年可不是一般人物啊，人家是军统局的行动术教官，我那时在特训班时就是跟他学的。那时他就已经佩戴上校军衔了!”

“哦!那他怎么没被共产党给逮进去？”

“刚才他告诉我，年初他离开北平去了南方。近日刚到北平，有点买卖上的事儿需要料理一下。”

张跃辉觉得那人颇为可疑，于是便想作进一步了解，可是，施德中像是意识到需要替对方保密什么的，已经把话题转移了，之后虽然喝了不少酒，但再也没有重新扯到那个“军统”教官身上去。张跃辉的酒量没有施德中好，陪着对方一杯又一杯地喝着，最后已经迷迷糊糊了，还是施德中替他叫了辆三轮车把他送回家的。

张跃辉回去后只觉得头痛欲裂，什么都没想，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今天早上醒来后，方才想起昨晚那一幕，意识到那个“军统”行动术教官的出现似乎不寻常，于是就赶紧给何汉华打电话要求当面报告。

当下，何汉华听了张跃辉如此这般一番陈述，顿时大感兴趣，四下一扫眼风，轻声问道：“那人多大年纪？怎么一副模样？”

“估计四十来岁吧，个头不算高，差不多一米七，肩膀很宽，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很有臂力的人。”

“穿着打扮？”

“穿了一件白色衬衣和玄色真丝裤子，裤子脚管很大，走路有些晃荡晃荡的。”

何汉华眨着眼睛略一沉思，又问：“你再想一想，他另外还有什么比较醒目的特征？”

“另外特征？”张跃辉接受过特务训练，不管是行动还是情报特工，盯梢乃是必修课目，所以但凡被他认为是值得注意的对象，他都会看得很仔细，记得也牢，当下又补充了一点，“那人的头发乌黑浓密，湿漉漉的，估计是刚洗过头吧。”

何汉华返回市局后，立刻向队长牛贵荣汇报了情况。两人随即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分析：首先，那个施德中在军统局的时间是从1945年抗战胜利后开始的，通常被选入“军统”当行动特工的对象报到后会立刻前往特训班接受行动术训练。这样，施德中跟那个教官结识就应该是抗战胜利后在特训班的事儿了。那时的“军统”教官，几乎全是抗战初期“军统”在湖南办的那几期特训班毕业的学员。那几期的学员后来都成为军统局的特务骨干，是抗战时期执行“军统”各种使命的主要成员，抗战胜利后有的就被派往特训班担任教官。看来，张跃辉看到的那个跟施德中见面的家伙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这就特别需要对其注意了，因为台湾保密局方面这次派来执行行刺中共领袖特别使命的特务，肯定是身手不凡的主儿，像这个行动术教官显然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其次，据施德中对张跃辉说，那个昔日的教官在年初去了南方，近日才来北平，这可以理解为北平解放前夕他奉命去了台湾，这次是从台湾返回北平来执行使命的。基于这两点，牛贵荣、何汉华就认为此人很有可能就是台湾派来的刺客。

经侦查，牛贵荣断定那个“军统”教官下榻于“好世界饭店”的可能性比较大。

牛贵荣的判断是准确的，崇文分局派去的治安警察果然在“好世界饭店”三楼的一个客房里发现了那个“军统”教官，出其不意将其拿下，随即押解到北平市公安局。随同被捕者一起带往市局的还有一个旅行皮箱，内有人民币1000万元(旧币)，手枪两支、子弹60发，小型高性能带杀伤力的烟雾炸弹两颗、烈性定时炸弹两枚，伪造的假证件、空白介绍信三份。

牛贵荣、何汉华亲自主持了对被捕者的讯问，对方供称自己名叫余公图，确实是“军统”特工，上校军衔，1946年4月至1948年9月曾担任过军统局和改组后的保密局特工训练班行动术教官。说到这里，余公图说自己烟瘾大，能否给他支香烟抽抽。侦查员满足了他的要求。

余公图抽完一支烟后，对自己的真实身份、经历和使命作了供述——

余公图，三十六岁，湖南岳阳人，出身于一个中医家庭，祖上数代都精通中医伤科治疗，开堂问诊，在当地口碑不错。那时候的中医伤科郎中都是习练武术的。余公图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自幼就跟着长辈练几手拳脚和吐纳之术。他的父亲原本是准备让他子承父业也当一名伤科郎中的，但他对此行却并无多大兴趣，十九岁那年应当地一所中学之邀当了体育老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余公图自认为也是一名热血青年，便放弃教师职业，报名参军。当时由戴笠执掌的“蓝衣社”，正式名称叫做“复兴社特务处”的那个特务机构正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正招兵买马大肆扩张。戴笠往各地招兵站都派出了人员，规定凡是报名者中具备适合培养成特工的，一律优先让给军统局。这样，驻守在岳阳这边招兵站的“军统”人员一看到余公图的简历，顿时大感兴趣：初中毕业，自幼习武，中学体育老师，且出身于中医伤科世家，自然也懂得些治伤，这可是一个优秀人才啊!

就这样，余公图这个优秀人才被军统局收招，随即就去特工训练班接受特工训练，学的是行动术，即暗杀、绑架、爆炸、纵火那一套暴力技能。余公图有武术基础，脑子也还好使，所以学得很好，多次受到包括沈醉在内的特务教官的表扬。从特训班毕业后，余公图被分配到了军统局行动处，曾参加过1938年12月赴越南河内暗杀汪精卫的特别行动。

戴笠当时对特训班首期毕业的特务学员很是关注，特地设立了这些特务的专门档案和工作业绩记录，他每月再忙也必亲自查阅，有机会时还会随机找这些特务聊聊。一次，余公图从前线返回重庆军统局本部准备接受新的使命时，戴笠正好有空，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去谈话，中间还和他一起吃了顿工作餐。

可能这次谈话给戴笠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正好次日戴笠的好友胡宗南从驻地发来电报，请戴笠代为物色适宜于为军队培训侦查人员的人才。戴笠于是想到了余公图，寻思这人学的是行动术，又是教师出身，手上既拿得出行动方面的活儿，嘴上又说得出应当如何如何学习，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才。尽管这样的人才对于军统局来说不是太多，但凭着戴笠跟胡宗南的那份亲密关系，也就只得忍痛割爱了。于是，余公图被戴笠调往胡宗南手下，当了直接由军部领导的“侦察兵教导大队”少校教官。

余公图在胡宗南部队一直待到抗日战争胜利，才戴着陆军中校军衔离开，返回军统局。他去见戴笠时，戴笠很高兴，说胡宗南几次对他提到余公图是一个不错的教官。戴笠见余公图是中校，便说“军统”首期特训班毕业的学员，只要没有犯过错误的，差不多都已经是上校了，我也给你提拔一下。于是，余公图就晋升为上校了。

余公图理应是会受到重用的，因为他已经在戴笠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不巧的是，没多久戴笠就因飞机失事而殒命。戴笠死后，余公图就被打发到“军统”北平站去了。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正好在组建特训班，于是就让余公图去当了教官。余公图在特训班里干到1948年9月，因特训班解散而离开了北平，前往南京保密局本部机关向局长毛人凤报到。毛人凤的副官接待了他，说毛局长的意思是让余公图先休息一段时间再做安排。这样，到了1948年12月中旬才让人通知他带上家眷前往台北，交给他的使命是：协助进行保密局撤往台湾的工作，也就是打前站。

余公图到了台湾后，跟着毛人凤指派的一位“军统”少将做了两个多月的打前站工作，直到毛人凤到达台北后才奉命卸任。那时，奉命和擅自撤到台湾的国民党党政军警特大大小小的官员多如牛毛，街头转一圈可以碰到不少熟脸孔。国民党各机构已经没有能力全部安排这些人员，所以，一部分人别说继续当官了，就是当差打杂也没有机会。所以，余公图的卸任等于失业。余公图正打算找几个朋友一起做点小生意谋生时，忽一日保密局派人来找他了，让他马上去见毛局长。

余公图随即被来人的那辆轿车带往台北市内的一个宾馆里，在那里来人向他出示了毛人凤的手谕：着余公图同志速来局本部!手谕看过后当场就焚毁了，来人从随车带来的皮箱里拿出西服、皮鞋请余公图换上，最后又让他戴上了一个黑色头套，将整个头部一直到脖颈全都蒙了个严严实实，只留一双眼睛。然后，他被重新带上那辆轿车，离开宾馆直接驶往保密局本部机关。

余公图根据以往晋见戴笠时的经验，以为到达之后必得等候一段时间，心里已经做了这样的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他所乘坐的轿车在毛人凤那幢两层办公楼内的院子里停下后，直接被领进了一楼的一个会客室。他刚坐下，被告知可以去除头套，自己动手取下头套时，毛人凤已经快步走进来了。

毛人凤接见余公图的时间只有五分钟，主要是简单询问了余公图的近况，然后就说要派他前往大陆执行一桩特别使命——行刺中共领袖毛泽东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这“中共五大书记”中只要有一人被暗杀，那就算是完成了此次使命，保密局将发赏金80两黄金；被刺对象负伤未殒命的，则发给50两黄金；开枪但没有击中目标的，则发10两黄金。完成使命返回台湾后，余公图将被晋升为少将军衔，并出任相应的实职，以后永远不必再往大陆执行任务。如若牺牲，余公图在台湾的家眷都会领到优厚的抚恤金并永久享受阵亡烈士家属的法定待遇；如若被捕，台湾方面将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予以营救，家眷照样能领取优厚的补偿金，前提是余公图必须严守机密。

临末了，毛人凤问余公图是否愿意接受此项特别使命。余公图马上回答：愿意!

毛人凤说：“值此危难时刻，余公图同志你能挺身而出，临危受命，慷慨出阵，我代表党国和蒋总裁向你表示感谢!那就这样吧，相关具体事宜将由我委派的其他人向你交代。”

余公图随即又换了另一套服装，重新戴上头套，换乘一辆吉普离开了保密局本部机关。这回去了台北草山畔的一个日本式别墅，有三名特工专家在那儿等候着他。他和他们一起待了几个小时，听他们介绍了北平目前的社会形势以及中共领袖的活动规律、警卫情况等，然后在地图上指点了此次中共领袖从香山到中南海再到会场先农坛的路线，选定了几个经过反复研究后确定的最佳位置，让余公图抵达北平后到现场去实地查看，决定究竟在何处下手行刺。至于到时候具体如何下手，那余公图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特工专家离开后，余公图在草山别墅休息了一夜，就被唤起送往机场，由一架军用飞机载往当时还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广州。一下飞机立刻被等候在那里的一辆汽车送上了停泊在珠江大桥附近的一条汽艇。汽艇载着他到了外海，转移到一艘预先等候在那里的挂着苏联国旗的海轮上。三天后，这条海轮抵达天津。他上岸后，从天津坐火车到了北平，余公图的行程就算结束。从抵达北平到被捕，正好是二十四小时。

讯问结束后，牛贵荣立刻往公安部打电话，向李国祥汇报了讯问情况。李国祥之前已经接到捕获余公图的报告了，此刻听了牛贵荣的汇报后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为保卫这次重要会议立下了大功，我考虑一下，看如何向部领导报告。”

几分钟后，李国祥打来电话，让侦查四队马上把余公图的口供笔录送到他那里去，他要看一看。

李国祥这一看，竟然从中发现了问题!
继续：前门大街的枪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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