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大街的枪声——行刺“中共五大书记”案(五)

前门大街的枪声

一张挡箭牌

牛贵荣这边接到李国祥的电话后，当即派人把讯问余公图的笔录原封不动地送到了公安部李国祥的办公室。

李国祥很仔细地看了这份笔录，给牛贵荣打了第二个电话，问那个被捕的保密局特务现在被关押在何处，牛贵荣说：“现在还暂时羁押在市局这边，准备一会儿移押市看守所。”李国祥说：“暂时不必移押，我这就过去，需要当面问他几个问题。”说着就挂断了电话。

牛贵荣知道部里对余公图的口供产生了怀疑，便马上通知正准备出去的副队长何汉华，让他留下和自己一起陪同李国祥处长再次讯问余公图。

不一会儿，李国祥赶到了北平市公安局，他带来了一位助手，和牛贵荣、何汉华四人一起提审余公图。牛、何两人不知道李国祥要向余公图提什么问题，当然不便插嘴，做好了从头到尾陪坐的准备。李国祥的助手受命担任记录，所以也不吭声，这样，这次讯问就由李国祥一个人唱独角戏了。

李国祥先掏出香烟，每人发了一支，也给了余公图一支，说：“我先作个自我介绍，我姓李，中共中央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侦查处处长。余公图，听说你烟瘾很大，可以考虑适当给你提供一点儿方便，不过你得老老实实交代问题，这与最后如何处置你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你要想清楚了。现在，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老实回答。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大陆去台湾的？”

“哦!是去年12月19日。”

“怎么过去的？”

“我于去年12月15日下午3时忽然接到保密局的通知，让携带家眷立即离开南京前往广州。之前保密局已经派人跟我谈过话，说根据局里的安排，我已经被列入前往台湾工作的名单，需要携带家眷一起过去的，让我们全家立即做好准备。因此，那时我们已经做好了迁移的准备工作，行李什么的都已经打好了。所以，保密局的电话打来以后，我就让他们派车过来。半小时后，来了一辆卡车，把我们一家四口送往南京明故宫机场，我们上了一架由美国飞行员驾驶的运输机，飞到了广州。由保密局广州站派来的一位副官把我们接到宪兵营房，在那里住了三天，到第四天就把我们送到珠江边，上了一艘汽船，开到沙面那里，上了一艘军舰，就这样离开广州去了台湾基隆。”

“你还记得你们所乘的那条军舰的舰名吗？”

“记得。是‘黄埔’号，那是一条驱逐舰。我们在码头上还以那条军舰为背景拍了一张全家照，照片的背景中就有‘黄埔’舰名大字。”

“舰长是谁？”

“邓光亚。”

“哦。我们换一个话题：这次你是几月几号离开台北市的？”

“6月21日。”

“什么时候离开的？”

“上午10点半左右吧，具体时间我没留心。”

“当时台北市的天气情况怎样？”

“哦，天气很好，太阳很旺，上飞机时已经感觉到头顶被晒得火辣辣的。”

李国祥嘘了一口气：“我的问题问完了，余公图，你对你的回答还有什么补充或者纠正的吗？”

“没有。”

李国祥摇摇头：“第一次提审你的时候，我们的侦查员已经向你交代过中共政策了吧？你不老实坦白，看来等着你的只有死路一条了。也许你接受这桩使命时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可是你死了以后，你的家眷怎么办？别说他们根本没有像你所说的那样早已跟着你去了台湾，就是你本人，也并没有去台湾，家眷就是真的去了台湾，毛人凤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那点经费，供日常活动还捉襟见肘呢。这一阵蒋介石不是正忙着向美国乞求获得经济援助吗？”

这一说，余公图顿时愣住了，一双眼睛定定地瞅着李国祥，连牛贵荣、何汉华的神色里也透着惊奇，寻思不知李处长这个结论从何而来。

李国祥凭什么说余公图并没有去台湾呢？原来，他先前看过余公图的口供笔录后，对毛人凤能把行刺中共领袖这样一桩特别重大的使命交给余公图这样一个特工感到不可思议。行刺中共领袖，乃是国民党方面此刻最为重大的决策了，如此重大的决策在具体执行时，肯定必须委派具有与之匹配的重量级特工才能胜任。而余公图虽然在军统局、保密局也算得上资历有点深了，可是，从行动特工这个行当来说，他却并非优秀人才，甚至连个普通人才也算不上。因为特工讲究的是实践经验，只有充分的实践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而从余公图供述的简历来看，他虽然毕业于军统局的首期特训班，但是之前只参加过一次行动，就是赴河内行刺汪精卫，但那次“军统”一共出动了二十多名特工，余公图不过是其中的一名类似跟班的角色，根本没有进入目标住所，当然也更没有开枪了。除此之外，余公图的特工生涯始终是特工教学。也就是说，余公图多年来所做的不过是教练员，而并非是运动员。

对于毛人凤来说，对余公图这个属下的了解当然远比此刻李国祥了解要深得多，而连李国祥这样的对其了解得不算透彻的人都认为余公图不是一个合适的执行此项特别使命的人选，经验老到、精明过人的毛人凤又怎么会轻易把这桩使命下达给这样一个人呢？因此，李国祥觉得这里面似乎有问题，这个被捕的余公图不大可能是保密局物色的真正执行使命的人选。于是李国祥就决定亲自对其讯问，要让他用自己的口供来戳穿这一假象。

李国祥设计了两个问题：赴台湾的军舰和离开台北时的气象情况，他让秘书从部里的资料室里调取了国民党海军和轮船公司的全部舰船在余公图自称的去年12月份赴台期间的航行情报和6月21日离开台北时间的气象资料，作为对余公图供述内容是否准确的验证码。如果余公图确实是去了台湾以及在6月21日离开台湾的，那这两个问题肯定回答得准确无误的。

可是，两个问题余公图都回答错了。

如此，李国祥就有理由认定余公图的口供大有问题，而大有问题的背后显然是隐藏着毛人凤的阴谋，那阴谋肯定是跟保密局的此次行刺行动有着密切关系的。李国祥就决定对余公图实施穷追猛打战术，迫使其如实交代真情。

讯问暂时停止。把余公图押出去后，李国祥向牛贵荣、何汉华说明了情况，三人迅速议定了继续讯问的方案。把余公图押进来重新讯问时，李国祥就不开口了，由牛贵荣、何汉华两人轮流实施紧密的攻心战术。余公图接受特务训练的年代是抗战初期，那时候“军统”特训班的教学计划中并无“反讯问”内容，所以他根本不具备这方面的心理素质，没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老老实实交代了真相。

诚如李国祥所料，余公图根本没有去过台湾，像他这种对于保密局已经没有潜在价值更无背景的角色，保密局是不可能将其列入撤往台湾人员的名单的。但是，余公图确实到了广州，不过那是他自己过去的。他的家眷并没有过去，至今还在湖南老家乡下待着。余公图到广州后，想找找熟人好介绍一份稳妥点的差使。没想到其时保密局正在整顿“团体纪律”，以稳定人心，余公图一露面就被保密局广州站发现了，立即把他扣押起来，说他“擅离职守，扰乱军心”，这个罪名处罚起来可大可小，大的可以就地处决。但保密局还没有杀余公图之心，所以只是把他软禁起来。不久，保密局广州站换了个头目，新来的站长恰是当年特训班时余公图的同寝室同学，于是就自作主张把他放了出来，留在保密局广州站工作，没有具体职务，但拿着副站长的薪水。

本来，这件事毛人凤不会知道的，因为余公图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那位老同学过于热心了，想把他对余公图的关照用正规程序认定下来，于是就向毛人凤打了一份报告，请求把事实上已经在副站长职位上干得很称职的余公图正式任命为副站长。毛人凤收到这份报告后，未置可否，那是上个月的事了。哪知，到了6月19日，忽然从台湾飞来了两个保密局高官，直接找余公图谈话，让他前往北平执行内容为行刺中共领袖的特别使命。

余公图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一下子愣住了，但他知道军统局的规矩，接受任务时如表示拒绝，是没有什么“做思想工作”之类的说法的，直接让你消失就是了，因此，他只有点头接受任务的选择。

当天，余公图在接受那两位不速之客两个小时的交代如何执行使命的谈话之后，就被送上了珠江口上的一条海轮，次日驶往天津。抵达后有人通知他下船，给了他那口装着武器的旅行皮箱，他的噩梦般的行程就开始了。

余公图抵达北平后，根据那两个保密局高官预先给他的指令，下榻于崇文门那边的“好世界饭店”，由于事情突然，他还没来得及理清思路，因此也没有去查看过现场什么的。

讯问结束后，李国祥说余公图案背后肯定隐藏着问题，于是就叫来了侦查一队正副队长曹纯之和成润之，五人聚在一起对余公图案作了以下分析——

以余公图的特工实践经历和实战技能，他并不具备执行如此重大的行动使命的能力和资格；余公图从接受任务到出发只有短短数小时，这不合保密局对于执行重大使命的特务所一贯的规矩；指定其抵达北平后下榻于“好世界饭店”这一点，疑点最大。因为如果指定下榻点的话，应当向余公图交代清楚规定住宿点的原因，通常是会得到安全或者情报方面的帮助。但是，余公图并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说明，也没有给他可以主动联络的潜伏于北平的保密局“内线”关系，这就只有一个解释了：为了随时掌握余公图的藏身之地。为什么要随时掌握这个藏身之地？很有可能是在适当的时候让我公安部门获得这一消息，好将余公图拿下。此举显然是保密局的特工专家设下的一个圈套，好借此蒙蔽我公安部门：台湾刺客已经落网，对于该案的侦查可以结束了。

李国祥等人经过以上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余公图不过是台湾保密局的一张挡箭牌，是为了掩护真正的刺客。

真正的刺客在哪里？
继续：前门大街的枪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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