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 第七章 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

在那些炎热、压抑、动荡不宁的日子里，唐山废墟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负罪似地低着头，疲惫、憔悴、痛苦；脚上的翻毛皮鞋灌了铅一般，滞重地、缓慢地、机械地踩在残砖碎瓦之上；缄默无语的脸孔上积满灰土，颜色沉重。他们很少与人交谈，即使开口，声调也是低低的，对于毁灭和死亡的理性反应，似乎正被一股更有力的情绪有意识地压抑着。此刻，只有极熟悉他们并理解他们的人，才能从他们充血的眼睛里知道，创伤和震动犹如另一座废墟，正死死压在他们心上。他们没日没夜走着，看着，工作着。图纸、卷尺、标杆。工作服上的标记：地球物理所、地质所……

再看去，人们从仪器上发现了刺眼的字样：国家地震局。是他们！此刻，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再没有一个专有名词，会像“地震局”般在这里遭到如此的诅咒和痛骂。唐山人的满腔怨愤，犹如一座火山爆发，沸腾着的岩浆，从这一个宣泄口中不可遏制地喷射出来。失职。渎职。24万冤死的生灵。成千上万的伤残者和孤儿。仇恨与愤怒一起，死命地挤向那一个小小的宣泄口。唐山人围住了那些“地球物理”工作者、“地质”工作者，他们要向这些“吃地震饭的人”讨还失去的一切。地震工作者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一双双逼视着的灼人的眼睛；一具具表情各异的死难者的尸体；那些孩子……都在他们心头留下了抹不去的烙痕。然而，还有着的，便是那强咽下去的深深的委屈。雨点般飞来的石块。举着扁担追来的大汉。脏话。唾沫。……他们的汽车被砸了。他们的仪器被扔了。人们拒绝回答他们的调查，反而要他们回答自己的质问。就连为地震工作者开车的司机，也会受到愤怒的质问。

饿极了的地震工作者，站在领救济粮的长长的队伍里。“哪个单位的？”“……地震局的……”“请走吧，没你们的粮食。”“为什么？”“啊！你们还要吃饭吶？没你们的！”……累极了的一位女地震工作者，野外考察归来路上，拦住了一辆军车。司机是个年轻的士兵，他起初和气地请她上车，一路还说着话，可是当她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时，卡车突然剎住了。“你下去！……下去!!”重重的关门声。足以把女人的心震碎的关门声。汽车愤怒地吼叫着。这是一辆洒过伤者鲜血的车么？这是一辆躺过遇难者遗体的车么？车吼叫着远去，甩下一个在荒野里啜泣的女人。苦涩的泪水。多少地震工作者，在唐山废墟上流过这种委屈无告的泪水。他们能说什么？他们也是人，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羞辱，知道什么叫做饥渴；他们甚至同样地体验过，什么叫做被房梁砸断筋骨、被碎瓦割开肌肤的滋味儿。

唐山市地震台的分析预报组组长刘占武，地震时肱骨骨折。他在机场的死尸堆中整整躺了三天，裹着一条被雨水淋透的被子，疼得说不出一句话。第三天，他挣扎着起来，让人架着来到一个军队医疗队，排在长长的伤员队伍中。“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大夫问。“我，我是唐山地震台的……”仿佛一颗火星引爆了一堆炸药，伤员群里发生了一阵骚动。“大夫！别给他治！”“他们还有脸活着！这些吃干饭的家伙！”“疼死他们！”“地震怎么没把他们震死！”“别给他治！别给他治！”能走的，拄着棍子围上来；不能动的，躺在地上挥着拳头。人们怒不可遏：地震夺去了他们的亲人，夺去了他们的胳膊、腿，或者是眼睛……他们能向谁去哭诉申冤呢？一位老医生挡住了愤怒的伤员，他说：“这是科学问题，怪不得做具体工作的人，他伤得这么重，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他把刘占武扶进手术帐篷。

然而，做完手术后，他也忍不住了：“同志，你们为什么没有预报？唐山死了那么多人，惨呐！……你们真的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发觉？”刘占武泪流满面。他能说什么呢！唐山人有权利，也有足够的理由倾泻他们的愤怒。地震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工作，人民是把安危托付给地震工作者的。曾几何时，他们不也成功地预报过大地震、救过千千万万人的性命么？唐山废墟的一些断墙上，还留着糊墙的旧报纸。

1975年，辽宁海城，一次7.3级的地震被预报，成为轰动世界的奇迹，“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反动的‘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有力批判”。可如今，一切又颠倒了。没有预报。突如其来的灾难。过去对地震工作者的那种笃信，一夜间变成了仇视。唐山人把那些旧报纸狠狠扯下来，撕得粉碎，扔在瓦砾堆上。瓦砾在嘲弄着宣传。受难者要寻找罪魁在哪里。他们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他们难道不能追寻一下悲剧的根源，难道不能对维系他们人身安全的国家地震预报部门发出一声悲怆的质问么？唐山人并不是从未听见过“地震”这个词儿。

从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正式下达后开始，这个城市就曾多次进行防震演习。几乎每家每户的桌上，都放着一个倒立的酒瓶，据说酒瓶一倒就是地震，就要往外跑。有婴儿的家庭，把奶粉、奶瓶都放在离门极近的地方，以备逃离时随手带走。孩子稍大些的，父母就在他们的衣服夹层中缝进一些钱，这无疑是做了“万一他们失去爹妈”的准备……唐山人由此认定，对唐山会发生地震，国家心里是有底的。可是为什么在大震临震之前却未吭一声呢？震后在唐山有一个近乎家喻户晓的传闻，说是搞业余地震预报的一位中学生都曾发出过“七月底有大地震”的警报，可是为什么国家地震局没有理睬？唐山人只能找到一个解释：开滦煤矿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国家害怕矿工们因为防震而不下井不出煤。不是也确有过那样的流传──谁要是散布地震消息，煽动煤矿停工，那就是“现行反革命”么？

在“七·二八”之后的几个月中，地震工作者的形象真是低劣透了。不仅仅是唐山人，还有天津人、北京人，甚至全国的人都在诅咒他们。“七·二八”大震他们未能预报，就连唐山地震的强余震预报水平也不高。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宽阔的长安街两侧、所有公园的草坪、体育场，以及一切空地上林立着防震棚。

不要小看，这就是大自然的指挥权在发生作用。在那些日子里，“恐地震症”蔓延全国，各省地震局也频频发出地震预报，当时，全国有17个省（市）的4亿人露宿户外，甚至连香港人都惶惶不安。人们尚无能力建造如此巨大的防震棚，中国在秋风秋雨中打着寒战。一切都准备好了，地震却没有发生。大自然的玩笑似乎开得过头了。一封封愤怒已极的人民来信，飞向国务院，飞向国家地震局。人民要求法办渎职者，要求枪毙国家地震局局长。这就是1976年爆发在人们内心中的久久难以平息的震波。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是谁，必须对这一切负责？“吃地震饭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历史同样要求中国地震界作出回答。

1986年早春，当我坐在原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的会客厅里时，我的面前，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稀疏的白发，深度近视眼镜。有一只眼睛似乎已近失明，另一只眼睛打量着我，显得很费力。他的身体深深地埋在沙发里，像一块正在风化中的岩石。他的手心转着两只“健身球”，小厅里自始至终有着钢球磨擦时的机械、单调的声响。“十年啦……”老人闭目长叹。他告诉我，十年来，他天天夜里要吞服三片“安定”才能成眠。

位于北京三里河中国科学院院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震局所在的办公楼，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和全北京所有的建筑物一样，发生了猛烈的摇撼。办公桌上的茶杯落在地，摔得粉碎；窗户的碎玻璃也如冰雹飞落，“哗啦啦”响声一片。楼道里回荡着“嗡嗡”的人的声响。地震之魔在袭击这个世界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小小地捉弄一下它的老对手。

局长刘英勇被惊醒了。他家厨房的煤气炉被震翻在地。慌乱中，他披了件外衣，趿拉着鞋，就往宿舍楼下奔。他住在离办公楼不远的一座四层楼上，他以从未有过的速度直奔办公室。“震中呢？震中在哪里？！”他喊出的第一句话，和所有前来询问的人的第一句话一样。当时在值班室的高旭报告：北京附近几个地震台的测震仪，有的被震翻，有的记录出格。外地台的报告尚未收到。当时中国大陆有十几个地震台构成测震基本台网，每次地震的震级都是根据各台给出的震级数平均后确定的。

4时30分，兰州、南京、昆明等十个台报来测震数据，其中给出震级的仅六个台，有的定八级以上，有的定七级以下，悬殊甚大。至于震中，大都只能确定在 “北京附近”。震中还是不明。询问震中和震级的电话铃此起彼落！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了解：什么地方发生地震？震级多大？人员伤亡情况如何？震级可能七到八级，“震中离北京大概不会超过二百公里……”高旭只能作这种回答。电话里又传出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的声音：叫你们局长！……”

刘英勇焦急万分。这位老红军出身的干部，此时完全被震懵了。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对专业人员们说：“别慌，别慌……你们只管工作，杀头坐牢的事我去，我去……”“震中究竟在哪里？”“七·二八”凌晨，国家地震局的各个角落都回荡着这个声音。电话铃声急促不断，交换台的红绿灯眨着眼似地闪烁。长途台、市内台纷纷呼叫国家地震局。

全中国都在询问震中，全中国都在寻找震中。没办法。慌乱的办事机构，落后的通讯反馈系统。强震发生整整一个小时了，国家地震局还不知道震中在哪儿。仅仅相距150多公里。5点整，国家地震局做出决定，地震地质大队、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市地震队和国家地震局机关，兵分四路，立即开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200公里范围内寻找震中。对于任何一个有自尊心、有事业心的中国地震科学工作者来说，这一决定无疑是刺痛心灵的。

早在公元132年，东汉时期的张衡就研制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地震仪器，他的“候风地动仪”能够检测出地震方向。而在1800多年之后的今天，面对仪器记录出格等意外的困难，人们却不得不用如此原始的办法去寻找震中。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张魁三和计划处长高文学带队驱车向东，朝通县、香河一带急驰而去。那一天的情景是惨痛的，高文学事后告诉笔者：那天清晨，汽车经过长安街时，透过车窗，看见街上到处是人，身穿汗衫、短裤，披着毯子，惊慌失措。北京饭店的外国人和小胡同中奔出的中国居民挤在一起，他们都被这没有预报的灾变震慑住了。这一刻，没有任何人能向他们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更没有人能担保他们的安全。

高文学不敢看路边那些人的眼睛。当年他在清华大学、地质学院以及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攻读地质专业的时候，不是没有接触过世界上那些著名大地震的史料。然而，那些震例、数据都没能像今天这样使他的心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自然的灾难。人类的灾难。他看见了一个不安的世界，看到了一颗颗战栗的心。一个自然科学家对人类担负的责任是如此重大，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切地感受过。震中究竟在哪里？通县？不像。房屋是倒塌了一些，可是并不厉害。香河？也不像。虽然已经看见了头破血流的伤员，可老乡说：“东边还厉害！”吉普车继续自西向东，沿着既定路线寻找。

军人出身的副局长张魁三骂骂咧咧。这个当年的军队老政工干部，此时正在干一个侦察排长干的事。他急，他火。可是他也不知道该骂谁。道路上出现了裂缝。三河县！三河的破坏至少达到了烈度7度。也许这里就是震中？向北京报告，电话又打不通。张魁三和高文学急得跺脚！国家地震局连个电台都没有，可他们从事的却又是人命关天的工作。终于与北京取得了联系。这一刻，他们才得到了确实的消息，值班员告之：震中不在三河，在唐山。（确定唐山是震中的消息，是电信局系统首先报告的。因为在与各地联络的过程中，惟独发现唐山地区打不通电话。几乎同时，寻找震中的地震地质大队的人，在蓟县遇到了赴京报警的李玉林一行，他们也报回了“唐山全平了”的消息。当时约6点多钟，即地震发生后两个半小时。）当日10时许，那辆裹满尘土的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唐山市区。当悬挂在危楼上的死尸和整片废墟出现在眼前时，高文学和张魁三禁不住失声痛哭。当震中基本确定的时候，国家地震局根据不完全的各台站报告汇总，初步确定震级为7.5级。新华社在第一条消息中公布的即这一震级。事实上时隔不久，各台站都报告震测结果后，“7.8级”，这一经过核准的震级数据已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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