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经费失踪案

等他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头脑犹自一片迷糊，挣扎着动了动，撑起半截身子，借着从窗外映射进来的微弱灯光打量四周，发现是一个房间，陈设极简单，唯一床一桌一椅一床头柜。正奇怪自己怎么躺在这样一个地方时，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有人闪了进来，开灯招呼： “先生醒啦！哎，您这一觉睡得可真长啊—一早上到现在，一口气睡了整整十八个钟头呢！”

梁壁纯还是没有想起自己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于是问： “我怎么来这里了？你们这里是……”忽然发现对方一身旅馆茶役装束，于是恍然， “你们这里是旅馆？”忽地一下子想起自己是怎么昏迷过去的，下意识地一跃而起；“哎呀！我的行李！”

茶役指着床尾说行李在这儿，没丢。梁壁纯心稍一松，可是，起身去看时，那里只有一个小旅行包，那是装零星东西用的；另一个装“特货”的小皮箱，哪里还有影子？当下一阵急火攻心，险些晕倒。梁壁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检查了行李包，里面的东西包括钱包在内一样都没少，劫匪抢去的就是那个小皮箱。

这个皮箱里装的是什么？领导交代使命时没说，也许领导自己也不清楚，可是梁壁纯和上线交割时一看那白铜盒的体积、重量，就知道那肯定是黄金了。这么些黄金，价值几何！难怪领导要说“人在货在”了。现在，人在，货已经不在了。应该怎么办？报案？那是自投罗网。辜负了组织上的重托，执行任务时出了如此大的事故，即使领导事先不说，梁壁纯也知道自己绝无生路。在那个年代，许多事情发生后是没有条件调查的，组织上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解释，那就只有执行纪律，而执行纪律的方式统一称为“锄奸”。

梁壁纯认为，如果自己确实是“奸”，那被组织上锄掉也是活该。可是，现在他却不是“奸”，尽管他的行为已经给组织造成了比普普通通一个叛徒、内奸远远大得多的麻烦，可是，若就这样被锄掉，那真是太冤枉了。因此，梁壁纯决定趁此刻还有决定权的时候，给自己留条性命。那就赶紧离开吧，还磨蹭个啥呢？不，梁壁纯不能保证自己真的能逃掉，因此寻思得留下一段真实的记载，即使被组织上当“奸”锄掉了，这段记载也会告诉后人：梁壁纯是无心之失，而不是叛徒、内奸。于是，梁壁纯就问茶役： “你们这是哪家旅馆？”

茶役已经察觉到不对头，小心翼翼回答： “曹家渡大旅社。”

“你们老板姓什么叫什么？”

“敝东是蒋博捷，管事的是经理乐书秋。”

“立刻把你们乐经理唤来！”

“他不在店里，明天上午会过来的。”

“不行！立刻去叫他。发生的事情之大，别说经理了，就是你们老板也负不了这个责任！一不留神，上海滩就再也没有曹家渡大旅社了！你信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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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费失踪案

侦查员得知这个情况，自是喜不自胜。可是，往下就喜不起来了。据老爷子说，梁壁纯家住嘉定南门外，婚后生育了三个子女。其妻小名贞姑，黄渡镇人，原无业，后来梁壁纯忽然失踪，光靠以前的积蓄难以谋生，就把嘉定这边的房子卖掉后拖着三个子女回黄渡娘家做起了小生意。那还是民国二十年左右的事儿，后来情况如何不清楚。侦查员连忙向老爷子请教： “贞姑娘家住在黄渡何处，您老知道吗？”

老爷子说： “贞姑刚拖着子女回黄渡头一年过年时，我请人给她捎去过一条猪腿、一条青鱼和一些小孩儿吃的糕点零食，她收到后马上给我写来一封信表示谢意，记得信封落款是黄渡千秋桥堍。”

第二天，3月2日，第三组一千人去了吴淞江畔的黄渡古镇。还是先到派出所，一问，民警说千秋桥那里是有一条长街，可是没有听说过单身妇女拖带着三个子女过日子的。侦查员徐立鼎一口山东话，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现在那妇女应该是步入老太太行列了，子女呢，肯定已经长大成人了。派出所所长也是山东人，一听乡音分外亲切，说我们是山东老乡哩！老乡放心，立马查！

查了半天，竟然让民警给打听到了：贞姑大名叫陈孝贞，以前确实住在长街上，后来全家搬走了。什么时候呢？邻居回忆说是抗战时期，大概民国三十一年前后吧。

民国三十一年就是1942年，那年他们全家搬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那么多邻居没有一家知道的。他们是那年秋天的一个夜里悄悄走的，反正家里打开后门就是河浜，一条小船载走了他们，听说东西都没带，光带走了各人的衣服——那是第二天听贞姑的姆妈说的，她们是住在一起的。不过，她也没说过贞姑去了哪里。

走得如此神神秘秘，颇有当年梁壁纯的行事风格，侦查员越发怀疑：难道是梁壁纯在与家属中断九年联系后，忽然把他们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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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费失踪案

“后来？没有后来！听说那位梁先生有一天突然失踪了！”

胥德深、邬泓返回市局向蒋文增汇报上述调查结果，蒋文增说： “突然失踪了？这就对了， ‘特费’不也是突然失踪的吗？”

当然，调查要继续进行下去。不过，往下如何调查，还需要讨论。这样，几个人春节就没外出调查，而是窝在屋里讨论。2月20日，年初四，第三组侦查员再次出动，执行节日期间议定的调查方案：寻找当年在“祥德源国药号”工作过的员工，看能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梁壁纯的情况。

四个侦查员分两路进行查摸，一共花了三天时间，获得了以下情况——“祥德源”确曾有过梁壁纯那样一个外堂、内堂本领都首屈一指的药工师傅，他是前任老板孔钟声雇用的，后来孔钟声把店盘给郭北昌，经郭老板再三挽留终于答应留了下来，成为“祥德源”的技术权威，后来“祥德源”的药工差不多都是他带出来的徒弟。梁壁纯说话带上海郊区口音，听说是江苏省嘉定人。

梁壁纯为人谦恭，内向敛言，正直仗义，再加上他那手技艺，使其成为“祥德源”上下都很喜欢的一个人。郭老板把他视为第一心腹，不但店里的事情桩桩跟他商量，有时甚至家里拿不定主意的事儿也要问问梁先生。大约1927年夏天开始，由于郭老板身体有疾，原先由他亲自掌握的进货渠道就渐渐地交给了他所信任的梁壁纯。 “祥德源”的中药进货渠道与当时上海滩以及周边的所有中药店一样，都是从专门经营中药批发的药材行进货的——这是指的中药原药；中药还有一部分药是成药，即经过加工的膏、丸、丹、散，这部分药，大店、名店是自己加工制作的，小店铺也有加工，但病家往往对于小店铺加工的成药持怀疑态度，于是后来就改为向大店、名店进货。松江的“余天成”就是这样一家闻名江南地区的名店， “祥德源”的中药成药，自梁壁纯接手负责进货以来，经郭老板同意，就由原先从上海市区某店进货改为从“余天成”进货了。梁壁纯1931年l2月初的松江之行，估计就是去跟“余天成”谈明年的成药订货事宜的。之所以“估计”，是因为关于进货那样的大事，只有郭老板和梁壁纯两人商议，属于商业机密，别人见之都得走远些。

那次梁壁纯离沪去松江后，过了大约三四天返回“祥德源”。那天，梁壁纯是上午九点左右回来的，和以往每次去外地出差一样，回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人送一样小礼品，通常都是当地的土特产，这次也是，每人一盒松江产的桂花香糕。然后，梁壁纯喝了一杯学徒李小庆递上的茶，对郭老板说： “我这次出差有点儿累，这会儿想先去睡一会儿，下午再来向您报告一应情况。”郭北昌点头说好，还关切地询问要不要去附近的广慈医院找西医看看。梁壁纯微笑称谢，摆手说不必，然后就离店而去。这一去，竟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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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费失踪案

就是这个老药工？

这时，第三组收到了市局“悬办”通过部队机要员捎来的工作情况通报。通报中说了至目前为止各组的办案进度，第三组与另外两个组并列末位，这使蒋文增等四人顿感脸面无光。不过，通报中也有对第三组有启发的经验介绍。承办’军统’、’中统’迫害民主人士系列案”的第五组的调查就有较大收获，该组的经验是：不厌其烦，向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伸出调查触角。蒋文增看着似有所悟，对另外三人说我们手头这个案子是否也存在这种“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呢？

四个侦查员议下来，觉得这个方向似乎是存在的：既然前面已经认定那个黑衫交通员是事先就已经抵达松江城内的，很可能是入住了哪家旅馆，这已经没法调查下去了。但是， “很可能”并非百分之百，还有一小部分是“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中包含着另一种可能性：黑衫交通员并未入住旅馆，而是借宿于松江城里的某户与其有亲友关系的居民家里。

侦查员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论证，还真找不到理由一下子将其排除，于是就决定顺着这个方向伸出触角开展调查。这就需要请松江城厢镇派出所协助了。不过那时开展此类工作远比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便当得多：流动人口少；家家户户都有人待着；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生活模式，街坊邻里间的关系几近透明，谁家来过什么客人请过几次客不但户主一家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邻居也回忆得起来；最关键的一点是：派出所通过全镇各街（并非如今所说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可以比较容易地向全镇各家居民查询。

侦查员跟派出所一联系，派出所当即通知各街居委会主任到所里参加紧急会议，所长将要查摸的情况说了说：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12月3日，那天是入冬以来的第一个结冰天，请大家或者开居民大会布置，或者通过各居民小组长下去，反正要求逐家一一问到，看当时谁家来过亲戚朋友，是一个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中年男子。

布置下去后，全城立刻同时开始查摸。工作效率确实很高，也就不过一天半时间，各街居委会的查摸结果就已经报给派出所了。可这结果却使侦查员大失所望，是清一色的“没有查到”四个字。调查工作进行到这一步，四名侦查员纷纷摇头，可以用两个字来表述：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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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费失踪案

1950年2月1日，第三组的四名侦查员从上海前往松江开展调查。

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人松江原属江苏省辖地，建国初期江苏省撤销改为苏南、苏北两个行政专署，松江划归苏南行署，成为松江专区驻地。蒋文增四人抵达松江县城后，先去专区公安处。如此重要的案件，自然得到了公安处的积极配合，当即指令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专人陪同上海同行调查。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了侦查员老马，会同蒋文增四人随即开展工作。

蒋文增简单介绍了案情，说从刘志纯介绍的情况来看，对那个不知姓名、住址、职业身份的下线交通员的调查难度非常大，想先找当年刘志纯下榻的“汉源栈房”去打听一下。老马是松江当地人，熟悉本城情况，说“汉源栈房”早在抗战爆发那年就关门了。这也在蒋文增的意料之中，毕竟十八年过去了，而且还几经战乱。蒋文增问： “那么，那家栈房的老板、账房什么的还能找到吗？”老马说： “这个倒可以试试。我记得以前曾经听人说过， 汉源栈房的老板林汉源是住在南门的，要不，我领你们去南门打听打听？”侦查员自然点头，于是立刻动身，一边走一边心里祈祷当年的林老板还住在原处。

到了南门，一打听，林汉源倒是没搬家，不过已经中风三年卧床不起了。侦查员跟他提起十八年前那个寒风呼啸之夜曾经发生过的一幕，他一脸茫然。这也难怪，别说人家已经年届六旬且中风卧床了，就是健康人只怕也很难回忆起十八年前的那一幕。那么，当时另一个在场人，那位账房先生如今在哪里呢？侦查员想撞撞运气。问下来，得知账房先生名叫褚国宝，后来“汉源栈房”关了，他去轧米厂做司磅员，现在应该还在那里。

来到轧米厂，却得知这个司磅员已经不在了，不是死了，而是国民党松江县法院给他换了个地方，送往苏州监狱去吃牢饭了。那是1947年春天的事儿。业已五十挂零，步入知天命门槛，且一向老实守法的褚国宝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竟然卷入了一桩土匪抢劫案，据说是向沾着些许亲戚关系的一个土匪提供了本地一家富户的情报，致使该富户遭到抢劫。后来案子被警察局侦破了，土匪供出了老褚，于是他就被判处五年徒刑。江南地区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关押的犯人进行了甄别，认为褚国宝属于货真价实的抢劫团伙共犯，应当留在监狱继续吃免费伙食，这样，他就被留了下来。

四名侦查员当晚上了松江开往苏州的夜航船，于次日早晨抵达，直接前往监狱找褚国宝：可惜的是，尽管褚国宝身体健康，精神也正常，但无论怎么启发他也没法回忆起十八年前有一个杭州竹行的旅客曾入住“汉源栈房”，更记不起那个身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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