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侦查一队出动了十二名身强力壮、擅长格斗的侦查员，一律化装成平民百姓，由副队长成润之带领着悄然进入了西城那家妓院对面的一房民居设伏。但是，他们一直守候到6月30日清晨5点，崔铎也没有出现。
同样一夜未眠的曹纯之队长派人给成润之送信，说崔铎不会来了，让侦查员撤回去休息。
成润之回到指挥所，精神高度紧张使他毫无倦意，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时间紧迫，我们必须查清崔铎的下落!”
曹纯之也是两眼通红：“让我们看看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法子。”
成润之说：“去那家妓院调查，估计妓女不会不知道吧。”
曹纯之沉思了片刻：“这个法子可以用，但由谁出面倒要好好计议。”
“选一个合适的侦查员去？”
继续…
李国祥和四位队长分析案情时，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打来电话，询问侦缉台湾特务刺客的最新进展情况。而之前罗瑞卿部长一回到北平，也对该案下达过指示。杨副部长此刻来电不但重新强调了罗部长的指示，还强调周恩来副主席也打电话给罗部长关注此事。
这样一来，可想而知，李国祥等人肩头上的担子就感到更加沉重了。五人分析认为，从保密局实施此类重大暗杀行动的惯例来看，肯定要派出精兵强将王牌特工承担具体执行。此次毛人凤派出的特务刺客一定是行动特工中一等一的好手。除其本身的行动术素质之外，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熟悉北平的种种情况；二是在北平应该有熟人朋友，以作为落脚点或随时获取帮助的依托；三是刺客不会入住北平大大小小的任何一家宾馆、饭店、旅社，而是暂住于某个朋友处。具备这些综合条件的人，那只有以前北平的武术界人士了，所以，这个刺客很有可能是以前在北平武林中有相当名气的一个人物。
五人讨论到这里的时候，杨奇清副部长忽然来了，送来了一条罗部长刚刚从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那里获得的来自台湾的绝密情报：毛人凤派往北平执行行刺使命的刺客名叫崔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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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侦查一队、四队全部出动，除了落实“七一集会”的普通保卫措施外，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查访台湾刺客上。但是，两天下来却毫无收获。主持该项工作的公安部李国祥处长着急了，当天晚上9时许正给侦查一队队长曹纯之打电话说要去一队的指挥所前门楼上看看时，副队长成润之接到了一个电话，从而获得了一条线索。
这条线索还要从应邀前来北平出席“七一集会”的香港富商黄震遐说起。黄震遐于前天傍晚从上海抵达北平后，大会秘书处接待组根据预先的安排，请他下榻于专供这次会议代表居住的前门饭店，他的堂侄子黄理援陪同入住。
黄理援离开香港也有数日了，一直思念着他那女友彭淑璎，他抵达天津作短暂停留时，曾匆匆给彭淑璎写过一封信。现在到了北平，就又想写信了。但他还没动笔，却突然接到了彭淑璎的电话。黄理援一阵惊喜，以为彭淑璎是从香港打来的国际长途电话，那当儿通信设备落后，在北平能够接到一个来自香港的电话那可是一桩事儿了。出乎意料的更大惊喜紧接着就出现了：彭淑璎说她在北平!
这样，黄理援就坐不住了，马上邀请彭淑璎到前门饭店来坐坐。放下电话，黄理援马上去对正在对面房间跟老友聚谈的黄震遐说，他的女友小彭正好也来北平了，他请她过来坐坐，请伯伯签一纸会客单子。根据大会秘书处规定，为保护入住客人的人身安全，如有访客，必须经被访者本人亲笔签署的会客单方可准许进入饭店。因此，黄理援得向伯父拿一张会客单。
不一会儿，彭淑璎来到了前门饭店，黄理援把她领到了饭店内的茶座去喝咖啡。首先当然要问你怎么来北平了，彭淑璎说她因为思念黄理援，正好她帮佣的那户人家要派人前往北平亲戚家送一些东西，听她说男友黄理援也去了北平，就说那就派你去吧，这样她就过来了。到达北平后，下榻于东四区的一家旅馆，然后去送东西，顺便打听参加“七一集会”的客人住在哪个饭店，她想去看看男友。那户人家是北平的名门望族，知道的事情很多，告诉她说北平高级饭店有哪几家，你说的从香港来的客人，那多半是被安排在前门饭店下榻了。于是她就往这边打电话了。
趁两人说得尽兴，彭淑璎提出要去拜见一下黄震遐，说这正好是一个机会，否则在香港的话她几时才能登门拜见？在香港社会上的其他场合，以她那佣人身份肯定是不适合见面的，而且对于老人也是一种不尊重。黄理援觉得彭淑璎说得似有道理，于是就往房间打电话说了彭淑璎的这个心愿。黄震遐当然没有往其他方面去想，反而很开心的，说这真是一个缘分了，那就带她上来吧。这样，彭淑璎就跟着黄理援上了黄震遐居住的那个房间的楼面，待了十几分钟就离开了，黄震遐对她的印象倒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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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贵荣这边接到李国祥的电话后，当即派人把讯问余公图的笔录原封不动地送到了公安部李国祥的办公室。
李国祥很仔细地看了这份笔录，给牛贵荣打了第二个电话，问那个被捕的保密局特务现在被关押在何处，牛贵荣说：“现在还暂时羁押在市局这边，准备一会儿移押市看守所。”李国祥说：“暂时不必移押，我这就过去，需要当面问他几个问题。”说着就挂断了电话。
牛贵荣知道部里对余公图的口供产生了怀疑，便马上通知正准备出去的副队长何汉华，让他留下和自己一起陪同李国祥处长再次讯问余公图。
不一会儿，李国祥赶到了北平市公安局，他带来了一位助手，和牛贵荣、何汉华四人一起提审余公图。牛、何两人不知道李国祥要向余公图提什么问题，当然不便插嘴，做好了从头到尾陪坐的准备。李国祥的助手受命担任记录，所以也不吭声，这样，这次讯问就由李国祥一个人唱独角戏了。
李国祥先掏出香烟，每人发了一支，也给了余公图一支，说：“我先作个自我介绍，我姓李，中共中央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侦查处处长。余公图，听说你烟瘾很大，可以考虑适当给你提供一点儿方便，不过你得老老实实交代问题，这与最后如何处置你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你要想清楚了。现在，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老实回答。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大陆去台湾的？”
“哦!是去年12月19日。”
“怎么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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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市公安局二处侦查一队着手开始落实上述三条措施时，侦查四队也在进行着跟侦查一队差不多内容的工作。
当时，中国大陆的北方以及江南地区虽然已经获得了解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尚未成立，公安战线的机构还没有健全，警力较为单薄，侦查手段落后、单调，即使是侦查大案也是很大程度上利用秘密力量关系提供情报。因此，侦查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各队各科甚至各小组都有自己掌握的秘密力量关系。北平市公安局二处侦查四队从公安部李国祥处长那里接受任务后，副队长何汉华立刻根据分工分别悄然约见本队掌握的那些秘密力量关系，如此这般一一交代，让他们利用各自的秘密力量关系去排查情况。
之后一连几天都有秘密力量关系报来线索，但一一查下来都没有什么价值。直到6月23日清晨，何汉华刚上班，就接到秘密力量关系张跃辉的电话，说有情况需要当面报告。何汉华顿时一阵兴奋，约定半小时后跟对方在铁狮子胡同的“金梦汉茶馆”见面。
张跃辉原是清华大学学生，1945年抗战胜利他读完大二时，经一个以教师身份混在清华园内的特务分子介绍，糊里糊涂地参加了国民党“中统”局，成为一名秘密特务。不久，张跃辉就接受“中统”指令，数次跟踪清华师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和进步群众，并在寒假借赴解放区探亲的机会刺探过军事情报。
本来，张跃辉在这条歧路上越走越远，陷于泥坑难以自拔，幸亏在其参加“中统”特务组织八九个月后，开始跟一个他当时并不知其是中共地下党干部的亲戚接触，渐渐接受了一些教育。年轻人可塑性强，他终于翻然悔悟，决定弃邪归正。他跟那位有着中共地下党一定职位的亲戚吐露了自己的“中统”特务身份和最新想法后，受到了鼓励，于是就接受地下党指令秘密收集国民党方面的情报。
北平解放后，张跃辉跟地下党建立的那份关系被转到了北平市公安局。公安局特情科让张跃辉继续保持着解放前的土木工程师的身份，悄然从事“特情”工作，专门跟那些在解放前曾紧跟国民党而解放后见势不妙偃旗息鼓的家伙接触，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定期向公安局提供信息。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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